说说喝酒与“喜做东”之类的话题

许多年前，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西方社会的一个惯例是，要想成为合格的“交际花”，首先得跳得一曲优美的华尔兹。因为舞会是那里最常见的“拉关系”平台，而在跳舞的过程中，与领导及其它有权有势者的“关系”渐渐也就“熟络”了。

当然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特色，只不过中国“拉关系”的“战场”主要是在酒桌上。虽然最近几年到十几年以来，个别地方搞了些或许带有那么点儿“西化”色彩的改进，把交谈的场所换成了茶舍或咖啡厅之类的地方，但始终不成气候，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绝大部分人，还是坚定地维护着“传统”，认为唯有面红耳赤、“酣畅淋漓”的场面，才足以表示无尽的“真诚”。

此外，关于喝酒尤其是喝醉这些问题，网上有人做过专门研究，并上升至社会学的高度，认为其核心“定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地位低的人主动向地位高的人敬酒，并主动喝多喝醉，是在用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来表示绝对的“忠心”。另一个则是地位高的人主动与地位低的人碰杯，然后要求其喝多喝醉，也是在用一种类似“残害”别人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权势，并实现一种类似“检阅”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地位低的人不给“面子”，基本就可以认定其不够“忠心”，下面就应该考虑“穿穿小鞋”了。

其实中国的“酒文化”本身并不是糟粕，适当的喝一点，或者说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酒量大小，自由、自主地决定喝多少，都可以有机会从中揣摩出酒这种东西所蕴含的文化。比如说李白，要是没有足够的酒，说不定就写不出那么多潇洒、飘逸的诗文。

不过，如果曲解，甚至是故意曲解这种传统，把酒作为趋炎附势、利益交换或权力寻租的工具，便会在瞬间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需要改变的歪风邪气，变成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未来很长很长时间里需要我们大力反对的不良社会现象了。

这也正是习大大这几年来在下大力气整治吃喝与吃请方面毫不放松，但从来都没有提出过“禁酒”这个概念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就颁布过“禁酒令”，规定喝醉的人躺卧街头，被警察发现后，是一定要抓到局子里的固定“醒酒间”来教训教训的。但中国从来都没有类似的制度，中国政府对纯粹的亲戚朋友之间的聚会并不加干涉，只是不允许把酒桌异化为腐败和堕落的地方。中国有史以来在“限酒”方面最“严厉”的制度，仅仅包括劝酒过度造成人身伤害后，同桌的人需承担赔偿责任，不过这也仅限于民事范畴，如果受伤害的人及其家人不追究，劝酒者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总的来说，喝酒哪怕是喝醉，在当前中国更多的是被认为一种社会风气问题，政府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公序良俗来约束，并不将其作为腐败的直接诱因来严厉禁止。不过我们仍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有着渐变的过程，都有着由最初细微的量变逐渐发展为最终根本性质变的过程，足以站在被告席上的巨额腐败行为，追根朔源，也许就是从一桌饭、一条烟开始的，第一次也许还有那么些战战兢兢，但任何人的欲望都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机会被打开。

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当前中国的所谓“酒文化”进行梳理和鉴别，剔除其中一切不纯正的东西，严格禁止借用酒这个媒介所衍生出的糟粕，让“喝酒”回归到其本身的、本来的位置上去，让“喝酒”真正成为一种不带任何利益色彩的休闲娱乐或联络感情的方式。当然，这条路也许还很长，需要走很久。

— — — — — — — — — —

这里顺便说一说“喜做东”的话题。网上常会见到“喜当爹”这个词，“喜做东”正是作者模仿这个常见词编出来的。说的是酒桌上的某些人，平时就喜欢积极参加喝酒这些活动，并利用这些活动来“拉关系”。不过时间久了以后，因为习惯过于熟练，以至于并不是自己请客的时候，两杯酒一下肚，满桌的气氛一活跃，就也非常“熟络”的开始“四处出击”，甚至喧宾夺主起来。

中国倒是有个古老的词语，叫做“借花献佛”，不过“借花献佛”之时首先得表示对主人的感谢，并表现出足够的谦虚。另外在酒桌还有个词叫做“代东”，但这也首先得获得真正主人的授权，并时刻不忘真正的“东”是谁，某些时候是一定要掌握好火候，不能行越俎代庖之事的。

然而有的人并不会注意这些细节，在没有承担过前期邀请和后期付账等关键任务的情况下，端起别人提供的酒杯，便迅速将自己的身份忘的一干二净，异常欢喜的“做东”起来。酒桌上就数他最活跃，不仅在巴结领导方面游刃有余，在决定开多少酒方面积极主动，最后连喝这桌酒的目的有哪些，都能赋予自己想出来的更多的新含义。于是，真正请客的人，唯有静静的呆在一旁，张大嘴巴发呆的份儿。

以上也许算是一种相对少数的情况，不过这些所谓“酒文化”糟粕所孕育出来的一个怪胎。在这种情况下，喝酒已经不再是“喝酒”，而是沦为了彻头彻尾的趋炎附势、利益交换和权力寻租的工具，这是“喝酒喝醉”最极端的结果之一，也是尤其需要我们反对和改变的东西。

标签：第六大の怪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