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汉奸产生的根源

其实应当这样表述才比较准确：中国历史上相当多的朝代，都不乏各式各样的汉奸，而绝不仅限于当代。至于汉奸这个问题在今天能够引起整个社会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关注，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闻媒体的日益发达，以及舆论监督力量的持续增强。所以说汉奸的绝对数量不一定增加了多少，反倒是可以有效制约汉奸的诸多因素在不停地壮大，总的来说，形势未尝不在朝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不过形形色色的汉奸在当前这个有限的历史条件下，还将继续长期存在着，因此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汉奸产生的根源，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以减少其对我们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复兴大业的损害。就当代中国的汉奸来看，其产生根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最近一千年来整个社会逐渐形成的怯懦心理。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在宋代之前，社会大体呈现的是一种开放、进取的心态与状态，即便有短暂的边患或入侵威胁，也基本上能够全国团结一致，充满信心的去迎接挑战，哪怕必须一时忍辱负重，也时刻不忘抓紧准备，努力克服困难，去尽快争取斗争胜利，以维护泱泱大国的恢弘气度。而宋朝在军事上屡战屡败，不得不通过向敌人交纳“岁币”来换取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安宁。不过单就这个策略本身来说，不能完全的否定，因为汉高祖刘邦在首次与匈奴展开大规模决战并失败后，也采用了“和亲”的办法，以便赢得文景两代的准备时间，到汉武帝时终于积蓄足够实力，主动撕毁所谓的“盟约”，出击塞外，将匈奴打的落荒而逃。但宋朝的错就错在了把临时性的转圜措施演变成了长期坚持的国家基本政策，并以为这种巨大的屈辱没有什么大不了，交纳了“岁币”之后就感觉万事大吉，根本不去想怎么强化武力，光复失地，到了南宋时期干脆偏安一隅，做起江南“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温柔乡美梦来。居庙堂之上的人尚如此，处江湖之远的人便更不愿意担负起责任来，整个社会因此变得日益内敛、怯懦。可惜宋朝的种种弊端还仅仅是个开始，南宋亡国之时，尚有大批忠臣烈士毅然选择在崖山跳海殉国，至少在最后关头，在气势和气节上没有输掉。而明朝灭亡之时，陪伴崇祯帝到煤山上吊的，居然只剩下一个亲信太监，满朝人魔狗样的官员们，早就争先恐后地去投奔还没入城完毕的新主子，希望再讨点赏钱了。到了清代，社会继续地向下堕落，看到个红顶子，马上极为恭顺地口称“奴才”，将本应堂堂正正的人自比为畜生，极尽奴颜婢膝之事，把耻辱反当做了荣耀。清朝末年的情况更加糟糕，列强的坚船利炮用了几次便把满清政府给吓破了胆，到了中法战争时，明明是中国取得了全面胜利，法国那边内阁都因此而倒台了，慈禧和李鸿章却积极主动地要求赔款，这种突如其来的“不败而败”的结局，让全世界为之惊诧不已。因为这种自卑和怯懦的心态是在数百年的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在民间和官方的惯性思维中有着深刻的基础，所以想改变这种状况也就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多措并举，没有一蹴而就的可能。当代某些汉奸听到小鬼子喊一句“八格牙鲁”，立马就吓的尿了裤子并自觉跪倒在地，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其祖上留传下来的“规矩”和“习惯”。

二是近代以来屈辱历史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阴影。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并使不少中国人在屡次抗争失败之后产生这样的认识，即中国已经无药可救，中国注定要永远失败，与其在反抗和被镇压中遭受更多的痛苦，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躺下来等死，尚能维持可能更长时间的苟延残喘。抗战胜利之后，出于对历史上诸多噩梦的忌惮，“苏武”说和“屈原”说盛行，不少人仍旧以为日本相对于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近几十年某些国家又说了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话，于是又吓唬住了国内的某些人，以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悲剧即将重演，亡国论、卖国论再次沉渣泛起，殊不知很多看起来挺强大的东西其实都是纸老虎，把自己引向绝路的，往往就是杞人忧天和无意间助纣为虐的自己。国家弱小的时候，为了个人的狭隘利益而放弃尊严和荣誉，已经属于蝇营狗苟之流的举动。而国家已经出现复兴曙光的时候，还在恬不知耻的继续盲目卖国求“荣”，真的是有些不可思议了。

三是当代中国政治管理者这个群体的局限性。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者群体，也包括部分第二代领导者群体，大都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即便在治国的细节和技巧上不那么完美，每一次基本方向的选择还都能堪称大手笔。随着国家和平建设的深入，建国以来实施的带有前苏联色彩的公务员培养、选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政治领导人多出身理工科，在从政前较长的时间里，担当的是技术骨干或技术负责人的角色，主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发展，而并没有较为深厚的政治管理方面的经验积累。理工科的人才成名较早，因为需要年轻时的充沛精力和活跃思维，但文科的人才成名会相对较晚，因为更多的需要通过不断的研究、借鉴，以形成多个方面的综合积淀。所以“轻北大重清华”的思维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确实需要有务实的态度，但也需要把专业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其二是外交官多出身语言类专业，湘潭大学的李开盛副教授曾经就中美两国外交官的教育背景，以及处理复杂问题的表现做过专门比较，认为中国的外交官需要用心补习下政治学、战略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不能局限于对某个国家风土人情的了解，或是对外交场合某些细节或技巧的掌握。美国最著名的国务卿之一基辛格，就是哲学博士，本不是外交专业出身，但是他极高的哲学素养，决定了他在外交领域有其他人所难以具备的高度前瞻意识和高超的政策设计能力。我们国家的首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也把以前战争年代指挥打大仗的气魄灵活运用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为迅速找到突破口，在最短时间内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发挥了巨大作用。

所以需要对公务员的选拔、培养、任用机制进行大胆改革与创新，增加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战略学等方面的具有真才实学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着重提高公务员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战略眼光，坚强意志，以及处理各类棘手问题的能力。只有整个社会对本国政治管理者的信心得到了提升，外部势力也没有乘虚而入的空间，形成同心同德共御外侮的局面。

四是信仰的缺失或扭曲，以及言论发表在某些方面的管理无序。

尽管“毛泽东时代”在物质上是相对匮乏的，但就整个社会的思想尤其是信仰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有着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社会的开放决定了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可以允许每个人自由的选择信仰和价值取向，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一个是不能出现信仰缺失的情况，否则，人便会没有追求且没有任何约束。另一个是不能出现信仰扭曲的情况，比如以权力和金钱等为信仰，否则，人便会为了追逐个人利益或享受而不择手段，甚至突破公序良俗的底线。比如人民日报社日本分社社长韩晓清去年公开发表的关于钓鱼岛争端的言论，其中就有日本有钱，巴结都巴结不上，根本就不能与之反目，况且它们还愿意施舍给中国点，就更不能对其说三道四之类的话，这赤裸裸地体现了要钱不要脸，将来甚至可能不要命的心态。据说上世纪到中国考察的学者柯尔斯，对于日本轻松收买大批汉奸的情形，不禁发出这样的惊叹：“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另据统计资料记载，抗战期间中国境内被消灭的伪军超过118万，是同期侵华日军的两倍还多，这不得不承认其本身或许仅仅是处于某些蝇头小利的考虑，却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

同时，当前我国某些言论发表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的管理无序，也是与塑造信仰有关的重要负面因素。比如说某些大型网站，为了博取关注度和点击率，频繁的发表汉奸言论，并不遗余力地到处推广。或许网站管理者的想法仅仅是想通过这样一种炒作手段，也就是树立一个靶子让更多的人来骂，以获取自己在经济上的更大收益。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同时会有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大媒体上的所谓“意见领袖”的言论就是应当被遵循的导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失掉了本应拥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却在无意间新增了本不该有的自卑感和崇洋媚外意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旦形成，便很难再改变，以前的外来侵略者没有实现了文化入侵和奴化教育目标，如今被本国不负责任的媒体给顺带实现了。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汉奸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涉及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就目前来说，还不可能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有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持续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来逐步减弱负面影响。

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右翼，因为正是由于它们的不断挑衅，才充分地激发了我们民族内部的斗志和团结，让不少人暂时放弃一些没有用的琐碎事务，抽出时间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未来发展，关心先前已经被逐渐淡忘的东西，并使得这次爱国运动没有像过去历次那样很快地不了了之，最终使大部分成果都付之东流，而是在一种越来越理性，同时越来越血性的轨道上向深入发展，并有可能形成长期化、常态化的机制。

目前中国的政治管理者群体中，主要还是“鸽派”占据着上风，所以在将来（至少一两年内），围绕着钓鱼岛问题，即便有个别时候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对抗，也很难演变为真正的战争，双方共同妥协，或单方主动妥协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当然，如果日本的某些政客始终没有认清形势，一意孤行到底的话，事情也许会发生较大转折，甚至不排除中国的“鹰派”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在更多民众的支持下反转力量对比，迅速上位，掌控住政局，然后改变对日政策为绝对强硬的结果。不过如果发生了这种变化，中国倒不一定有坏处，倒是日本有接近百分之百的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时候美国是不会管什么安保条约的，而是跑的比谁都快，等战争结束或快结束时，再回来和中国等战胜国商量，是不是仿照波茨坦公告再发给什么文件，确定下处置战败国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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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投降元军的张弘范在崖山附近将宋朝最后一批君臣尽数赶入大海之后，不禁沾沾自喜，当即命人在海边石壁上刻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以为自此可以名垂青史。殊不知在元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下，百姓的心中依然坚定着“大宋左丞相陆秀夫殉难于此”的看法。而没过多久，石壁上的字就被敲掉了，同时新刻上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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