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血统论及其它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先前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美德的基础，而这时候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改变贫困的面貌，整个社会暂时又没有顾得上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没有能够建立起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积极向上的核心价值观。于是在当时有些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好像是严打期间吧（反正我记得那两年家门口派出所的大院里经常铐着许多抓来的嫌疑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内容是这样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猫生猫，狗生狗，小偷的儿子三只手。”

这句顺口溜当时在我们市区是相当流行的，就像如今周杰伦的《双节棍》。我们不能确定这句话给这一代人的童年和整个人生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在今天站在更新的历史高度，应该是更客观的加以考量，不能不让我们为从小时候就开始耳濡目染这种思想意识的孩子们而深深地担忧。

其实这种担忧并不是局限于这一件事情的。“血统论”作为历史悠久，且在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广泛扎根的思想意识，就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是深深地印在不少人的心底的。

比如说前段时间发生在成都与重庆的那件事吧。按照现在我们国家民主政治不断进步的速度，如果再过十年到二十年，可能就不算什么了，也许就会引起几家以花边新闻和奇闻异事为主要内容的小媒体的关注，被人们当做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甚至都不屑于谈论。但是事情发生的太早了，发生在了一个尚不能完全理解孔夫子提出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深刻含义，并且尚不具有一定包容意识和广阔胸怀的时代。

于是“成王败寇”的旧规律再次发挥作用。曾经的光芒迅速黯淡下去不说，有意或无意的无数骂名也在接踵而来。就像当年的林副统帅，台上是伟大导师的亲密战友，千千万万的人反复地敬祝其永远健康，而很快又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要被踩上一万只脚以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也许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的，也许一切都注定充满了扑朔迷离的色彩。当然现在比以前还是有所进步的，起码不再是完全回避，最近几天，我们还是看到了台上终于发出了针对前些日子人民群众中各式各样所谓的“传言”的回应，因为其“义愤填膺”，因为其“痛心疾首”，所以被称为“绝对真实可信”的版本。

以前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说判断谁是最腐败的官员，只需要等开大会时看看哪位领导的发言对腐败问题最“深恶痛绝”就可以了。当然这只是个笑话了，不是有官方版本都在纠正视听，说打击腐败不能依靠“小三”、“小四”吗，还是要坚信正道来的，经过严格审核的消息。因此，对于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这样一个重要领导，这样一个正规媒体，这样连续几天反反复复解释说明，是不能够提出任何质疑的。对于那些有着“公布个人财产状况”之类怪诞思想的2B青年，是一定要由神秘机关对其实施“和谐”处理的。

这里需要提出表扬的是部分具有真正先进思想的同志。是他们在仗义执言，说“怎么可以怀疑一个革命家的后代呢？”因为前面所提到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猫生猫，狗生狗，小偷的儿子三只手”才是千古以来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即便有什么问题的话，被处理的也只能是纠结于这些问题的人。而“红色后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他们，也仅有他们才有能力带领我们打倒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甚至于重新发动一场光荣的“WH大革命”，把所有牛鬼蛇神和种种社会问题全部都给消灭掉。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创新，而是有着深厚传统根基的理论。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期间，就有过不少专家为不公的现实开出了药方，那就是回归到原始社会，尽管可能面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况，却可以享受人人平等的最简单的生活。

网上还有个笑话，说作为伟人的后代（尽管我国早就有‘君主之泽，三世而斩’），为了证明其血统的纯正与高贵，每年开大会总是提出与自己祖父有关的议案。但是今年有了些许变化，是围绕“反腐”这种中心的，于是引起小报记者的穷追不舍，不问明原因誓不罢休。因此将军大怒，道：“能不‘反腐’吗？已经三十多年啦，再不‘反腐’那个纪念馆里面就没得可看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思潮为基础，所以当事人面对“千夫所指”向来是淡定自若，任何言语间都充满了不屑与自信，视任何关注都如天边之浮云，绝不作出合理的解释。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这几天不都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虽然是人民赋予的）据理力争，说不能对当今愈演愈烈的领导干部送子女出国现象说三道四，说这样做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吗。人权可是高于主权的，何况那么一点点反腐倡廉问题呢？

封妻荫子，衙内上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说“举贤不避亲”体现了科学客观的原则，但是只要是高官的后代，就可以在国家最高权力体系中安排一个位置，尽管可能只是个“名誉职位”，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寒门子孙的上进之路。

有历史学家指出，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凋敝，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士族势力过大，即便庶族出身的皇帝也无可奈何的制约，而隋唐以来的辉煌，可以被认为是科举制度建立了社会各阶层合理流动的畅通渠道，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这是值得当今认真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据说赖昌星被遣返回来之后，心理上受到严重打击，面对检查机关的凌厉攻势，已经开始胡思乱语，甚至于要主动招供，以便把“红色龙脉”都拖下水。当然了，我们国家的政策是相当明确的：“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上一段所述的那条政策的下半句是“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之所以分开说，是因为我们国家向来都是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不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甚至可以进一步“因人制宜”。比如说本文第四段所述的那件事的主人公吧，二十年后也许是条好汉，但是今天却已经被庙堂之上的人将其与自己曾经并肩战斗的人们给划清楚界限了。对于那些继续忠于领导的人，成绩自然不容否定，而曾经有过功劳却一时“走错了路”的人，是需要“依法处理”的。

其实我们应当“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也不能“英雄就问出处”。舆论是公众的，而不是私产，当然即便手中有足够的手段，也无法真正控制住舆论，何况这已经进入到一个日益开放的时代。

有人说，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在大泽乡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名言，后世给予最大的重视，就是被司马迁收录入《史记》。当然，从此以后便永远束之高阁。

说句可能会引起某些领导不快的话：放别人一条生路吧，何况只是某些意见谈不拢呢？

最后还是请大家适当关注下本文第一段最后一句中提到的那些“小偷的儿子”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文革时许多“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悲惨遭遇，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多次意识到“拼爹”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孩子们心理上是否有阴影，而他们的人生是否会因为某些与自己无关的问题而受到影响。当然，我们还是坚信时代正在不断向前进，尽管有过螺旋，但总是在上升。

对于上面这幅照片本文就不详细解释了，请大家自己百度，或用下谷歌。

流行语：我们来自景德镇，那里盛产杯具和餐具，最著名的就是敏感瓷。我们还分官窑和民窑，官窑专出敏感瓷，民窑尽出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