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特区

深圳，历来有歧视某些人的传统。

最初是“本地人”歧视“外地人”。“本地人”就靠卖土地成了暴发户，“外地人”在创业初期两手空空，于是“本地人”就坚定的认为凡是小偷小摸之类的违法犯罪都是“外地人”的专利。这种情况在小说《花季雨季》中有比较生动的反映。

后来“外地人”越来越多，势力逐渐增强，于是又出现了“关内人”歧视“关外人”的现象。“关内”是经济特区核心区，政策上的优势，管理上的差别，使得居住在这里的人产生了一种天生上的优越感，其实这些年全国各地的经济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还死守着这种心态，只能是夜郎自大。

如今实在没有可“充分”歧视的对象了，“天才”的深圳人又创造了“治安高危人员”的概念，并大张旗鼓的开展了“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还美其名曰为了“大运会”的安全，真是再一次狠狠的涮了全国人民一把。

按照宪法的精神，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拥有自由的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权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是如此，不知道哪位大城市的管理者，首创了名为“暂住证”的制度，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推广，于是出现了某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暂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的奇怪现象，这种情况足以让全世界都大跌眼镜的。

而到了今天，这些公民们“暂住”的权利也要被无情的剥夺了，按照深圳警方的安排，他们将被“礼送出境”。是因为他们违法犯罪了吗？显然不是。深圳警方提出的标准，确实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比如说“无正当职业、无合法经济来源”的“长期滞留”，或是“生活规律异常”、“经济来源可疑”，究竟在实际操作中该如何界定呢，有法律依据吗？还是单凭基层民警个人的主观臆断？

网上有报道说，深圳市法学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曹叠云认为，“治安高危人员”只是警方对排查、清理、管控对象的提法，并非对具体行为人适用法律时的“罪名”。这是当下典型的“专家论调”。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论调中得出：既然法律上都不认为这些人有错，深圳警方又从哪儿获得的权利来对他们采取措施，甚至是将他们驱逐出正常社会呢？

如果说这仅仅是“大运会”的一个面子工程的话，网上倒是有句话说的好：办好奥运有什么了不起？办好亚运更没有什么了不起，什么时候办好了春运，才是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我们设立特区，不是为了造就一个贵族阶层，不是为了区分出高低贵贱。

关于解决之道，还是要像《关于宪法法院的思考》里面所说的那样，建立一个独立的或是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让公民对于违反宪法精神或立法原则的行为有一个申诉的地方。当宪法法院的法槌在“违宪无效”声中重重落下的时候，宪法的尊严，以及公平公正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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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是深圳的牺牲品。过去他们在没有五险一金的情况下，在极端劳累和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中，为特区的建设默默奉献着。而如今，当深圳的官老爷们拍拍脑袋做出幼稚决策的时候，他们再次成为被歧视，被驱逐的对象。等到了将来，等这批官老爷们拍拍屁股走人以后，看看有人又要开骂为什么深圳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