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17-中国古代皇帝的年号

年号是中国古代用来纪年的一种工具，通常由帝王来决定和发布。年号也被称为“帝王纪年”，与“干支纪年”等工具是同样的类型。

在年号出现之前，多使用“帝王的称呼+执政时间”来表示年份，比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道：“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

汉武帝是这套体制的创立者，第一个年号是“建元”，在汉武帝执政的第十九年（公元前140年）。明朝以前，单个皇帝会有多个年号，遇到“天降祥瑞”或是内部、外部的重大事件，都会更改年号，称为“改元”。比如汉武帝就有11个年号，而武则天在位21年使用了18个年号。明朝和清朝，单个皇帝的整个在位期间，一般只使用一个年号，不再发生中途更改年号的情况，于是，年号开始与皇帝一一对应，年号成为更常见的皇帝代称，而不是之前那种使用谥号、庙号的模式了。

为了确保纪年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如果一年中间有皇帝驾崩，通常会沿用原来的年号至年底，等到第二年开始，才更改为新继位皇帝发布的新年号。比如在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驾崩，但新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chì继续使用了5个多月的永乐年号，等到第二年（1425年）正月，宣布改元为“洪熙”元年。

年号最常见的是两个字，但也有三个字的，比如新朝王莽的“始建国”，也有四个字的，比如“周朝”武则天的“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还有更多字数的，比如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zuò”和“天赐礼盛国庆”。

年号一般都带有特定的含义，可以简单认为是许愿，同时，也要考虑避讳等因素。有的皇帝为了推动某项改革，会改年号，相当于提出口号或是一种态度的宣示。明清时期，皇权空前强化，达到整个古代的顶峰，并战胜了一千多年来的最大对手——相权，这种“新常态”下，皇帝不需要再参加什么博弈，于是也就没有改年号的动力了。也有历史学者认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崇尚简约，反对溜须拍马，形式主义等行为，认为在年号等方面花费太多精力，是在浪费国家资源，增加百姓负担，于是，他首创了单个皇帝只使用一个年号，中途不作更改的新模式。

有的年号，还会是之前或同时代其它年号的组合。比如三国时期，曹丕先称帝，定年号为“黄初”，接着刘备称帝，定年号为“章武”，最后轮到孙权称帝，年号居然就成了“黄武”。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不同区域的政权往往各自有各自的年号，也有沿用前朝的年号，或是使用其它政权的年号以示效忠。

古代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新罗、高丽）、日本、越南、蒙古等国，其历代君主也有年号，或是基于中国藩属国的地位，使用当时中国皇帝的年号，以示奉中国为“正朔shuò”。比如明朝结束后，朝鲜一直沿用“崇祯”这个年号，除了与清朝的正式往来文书外，坚决不使用清朝的年号，以示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清朝的蔑视。又比如清朝初年在台湾的郑成功集团，因为郑成功曾获封南明的“延平郡王”，所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使用南明的“永历”年号，虽然南明的“永历皇帝”已经逃亡缅甸，后来还被吴三桂抓回处死。

近代以来，中国、朝鲜/韩国、越南、蒙古由于废除了君主制，相应废止了年号。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从“明治维新”（明治元年为公元1868年）到现在，继续使用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令和”这五个年号，分别对应不同时期的五位日本天皇。中华民国建立后，采用“民国纪年”，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朝鲜目前采用“主体纪年”，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2021年为“主体109年”。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党人还推广过“黄帝纪年”，以传说中黄帝登基的那一年，即公元前2697年为“元年”，并宣称黄帝最早创制了历法。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将“黄帝纪年”定位官方纪年。2021年为“开元4718年”（2021+2697）。清朝末年的维新变法时期，还出现过“孔子纪年”的说法，以孔子出生的公元前551年为“元年”，但这种说法影响不大。

中国的最后一个年号是清朝末代皇帝的“宣统”。清朝结束后，袁世凯在1915年称帝，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另外在1932年和1934年，溥仪在“伪满洲国”分别宣布了“大同”与“康德”两个年号。但这些都是不被各国、社会公众和历史学界所承认的。

其实现在全球通用的“公元纪年”，与过去的皇帝年号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公元元年”就是传说中基督教的耶稣出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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