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叫叫讲中国史33-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下）

一、北朝概况

北朝由十六国发展而来，包括前期的北魏，中期的东魏和西魏，后期的北齐（源自东魏）和北周（源自西魏），北周吞并了北齐之后，又被隋朝取代，最后是隋朝攻灭南朝陈，完全成全国的统一。北魏、东魏、西魏均为鲜卑族政权，北齐为鲜卑化汉人的政权。

北朝的持续时间依次为：北魏148年（公元386-534年，注1.1），东魏17年（公元534-550年），西魏22年（公元535-556年），北齐28年（公元550-577年），北周24年（公元557-581年）。

注1.1：此处含十六国时期的北魏。如果是从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与南朝宋对峙开始算，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则是持续了95年。

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

北魏贯穿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两个时期，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与十六国的代国有承继关系。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为代国皇族后裔（其父拓跋寔shí为代国世子，但未等到即位，代国就被灭了），公元386年趁北方大乱宣布恢复代国，后改称“魏”。为了区别曹丕建立的“魏”，在国号前加了个“北”字，又称后魏、拓跋魏、元魏。南北朝之初，北魏虽然基本统一的北方，但其背后的强敌柔然尚在，因此无法全力南征，后来与北魏关系相对较好的突厥一步步崛起，威胁到柔然的后方，北魏才安定下来。

下图为鲜卑族各部及其建立的政权

（一）北魏的第一轮改革与汉化：崔浩-太武帝

北魏的道武帝（第一任皇帝）、明元帝（第二任皇帝）、太武帝（第三任皇帝）时期，国力大增，谋臣崔浩起到了重要作用。崔浩出身北方较高门第士族——清河崔氏，极力推动北魏统治集团与中原士族加深联系与融合，遵循中原传统的“天道”和礼法，维持北朝和南朝交界处的安定，集中力量解决胡夏、柔然、北燕、北凉的割据。

崔浩是一个有理想，有干劲的人，大刀阔斧改革的过程中，他也得罪了不少人。一是他信奉道教，并拉拢太武帝弃佛信道，怂恿太武帝灭佛，这是“三武之祸”四轮的第一轮（注2.1）。二是他试图按照汉族世家大族的理念来改造北魏的社会与权力结构，“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确定士族居于顶端，享受诸多特权的高下体制。三是自恃有太武帝的恩宠，在选官用人方面非常专断，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经常触犯一些有权势者的利益。四是主持编修《国纪》的时候，直书了拓跋氏不愿意为人所知的早期历史，还刻在石碑上，立于繁华路段，以为可以大肆炫耀，却没想到引起广泛议论，让北魏贵族们十分不满，多次到太武帝处告状，太武帝最后也比较愤怒，将其灭五族，当时，清河崔氏的姻亲，同为北方世家大族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均遭到连坐，北方士族受到沉重打击，史称“国史之狱”。

从更深层次来看，“国史之狱”反映了北魏内部严重的胡汉矛盾。北魏通过强大武力完成了北方的统一，但一直未能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完成融合。后来的孝文帝改革失败，六镇起义，都是此类矛盾反复激化的表现。北方汉族的官僚和民众，看不起北魏落后的传统体制，中上层多次推动改革，中下层则频频起义。部分鲜卑贵族则是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维护游牧这种生产方式所衍生的体制，虽然这些内容并不适合中原农耕区。

（二）北魏的第二轮改革与汉化：孝文帝

北魏的第六位皇帝——献文帝拓跋弘由于亲政后与其嫡母冯太后（注2.2）关系恶化，先是被迫让位（称太上皇帝，迁居崇光宫，仍掌权），后被毒杀。冯太后扶持献文帝的长子拓跋宏，是为孝文帝（第七任皇帝），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北魏的历代皇帝都倾心汉化，冯太后因为是汉族人，她与孝文帝执政期间，进一步加快了汉化的进程。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措施主要有：一是整顿吏治，实行俸禄制，改为汉族官制，实质上接受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鲜卑贵族依靠军功垄断官职的局面被打破，汉族官僚地位和待遇上升。二是实行均田制、租调制，安置前期战乱带来的流民，度量衡采用汉制，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注2.3），一方面抑制地方豪强违法荫蔽大量户口，另一方面在北方地区全面恢复中原模式的“地主-农民”农耕型社会结构。三是禁止说鲜卑语，改说汉语，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注2.4），“拓跋宏”改名为“元宏”，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尊孔祭孔，全面吸纳汉族文化。四是假意远征南朝齐，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削弱传统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为后面的隋朝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其接受的士族制度和腐朽礼仪，属于汉族和中原文化中的糟粕，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削弱了北魏由于来自草原，本来具有的质朴品质和尚武精神，加速了北魏和鲜卑族拓跋部的衰落，总体上看弊大于利。

（三）六镇起义

魏孝文帝的改革没有解决政治腐败，税收、兵役、徭役繁重，编户农民不断逃亡等问题，各族民众的起义仍如火如荼tú，而六镇之乱成为压垮北魏的最后一根稻草。

六镇又称北镇，是北魏早期为了防御柔然，在平城以北由西向东设置的六个军事据点，分别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从内蒙古中部的河套地区，一直延伸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当时，突厥还没有兴起，柔然是北魏背后最主要的敌人。北魏设置六镇，配备较多军事力量，每年有大量财政投入，镇的将领由鲜卑贵族中的杰出军事人才担任，士卒中也有大量鲜卑拓跋部各部落的牧民和中原汉族的高门子弟，在六镇任职，收入较高，升迁也比较快。魏孝文帝改革后，国都迁到洛阳，离平城附近的六镇较远，加上柔然在北魏和突厥的打击下逐渐衰落，六镇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改革还实现了门阀化，六镇将领无法通过军功来迅速进入北魏高层。此外，六镇远在北方边疆，继续保留了鲜卑族传统的语言和习俗，被视为汉化改革的巨大障碍，被洛阳的统治集团刻意边缘化。

公元523年，北方发生极端天气，柔然发生饥荒，三十万军队南下，把六镇的粮食和财产洗劫一空。魏孝明帝年幼，年轻的胡太后缺乏政治经验和敏锐性，简单给六镇发放了一些粮食和钱款，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于是从怀荒镇开始，六镇陆续起义。北魏饮鸩zhèn止渴，雇佣柔然来镇压自己内部的起义，虽然达到目的，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让北魏政权摇摇欲坠，边疆的豪强们也趁机发展势力，招募流民组建私兵，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四）北魏的衰亡

胡太后专权，宠幸佞nìng臣，公元528年毒死了孝明帝元诩，先是伪称“元姑娘”为元诩的儿子，立为皇帝（当时一个多月，第十一任皇帝），后又改立侄子元钊（京兆王元愉的孙子，临洮王元宝晖的儿子，过继给元诩，当时三岁，第十二任）为皇帝。第一领民酋长（北魏的北方少数民族首领职位，可世系）尔朱荣趁机假托魏孝明帝“遗诏”，带兵攻入洛阳，把胡太后、幼帝元钊，以及几乎所有北魏中央高官和王公贵族都杀掉，史称“河阴之变”，因为动手地点在洛阳郊外的河阴（今洛阳市孟津县）。随后，尔朱荣把自己的部下安插到北魏朝廷各处要职，并控制军队，彻底改变了北魏统治集团的结构。河阴之变的消息传出后，北魏的许多宗室，以及郢州、北青州、南荆州等地纷纷投降南朝梁，次年，南朝梁趁机北伐，由于北魏南方边防已全面崩溃，梁军在两个月即攻入北魏都城洛阳。尔朱荣不敢待在洛阳，立元子攸yōu为新帝，作为傀儡kuǐ lěi，自己返回大本营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遥控指挥朝政。

北魏第十三任皇帝开始（元钊之后），整个北魏皇族就陷入了“人为刀俎zǔ，我为鱼肉”的境地，被尔朱荣、宇文泰、高欢等权臣和军阀任意废立，而被废之后大多很快被直接杀害。后来的西魏和东魏亦如此，全族续了悲惨命运，太武帝拓跋焘之下多个分支的家族成员都沦为权力争斗的工具，随时被拖出来充个门面，随时又别被丢弃。

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尔朱荣向孝庄帝元子攸索要九锡，未获同意，一气之下带兵逼近洛阳，欲兴师问罪，结果反被杀，其堂侄尔朱兆随后发起反攻，俘虏元子攸，挟持到晋阳杀害。

尔朱荣最初反叛的时候，高欢投靠到其麾下，这是一个有着更大野心的人。尔朱荣死后，群龙无首，整个集团迅速分崩离析，高欢趁机自立门户，在信都（今河北省邢台市）立元朗为帝，是为后废帝，与尔朱兆在洛阳立的元晔yè（第十三任皇帝）对峙。孝武帝不甘心受高欢的摆布，先是联合关中地区将领，未成功，又找机会细逃，投奔宇文泰。于是高欢再立元善见，是为孝静帝，迁都至邺城，建立东魏。孝武帝不久被宇文泰毒杀，改立元宝炬，是为文帝，定都长安，建立西魏。北魏以分裂为西魏、东魏的形式结束。

注2.1：“三武之祸”又称“三武一宗之厄”，指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后周世宗柴荣，以及唐武宗李炎的灭佛事件。灭佛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佛教享有免税特权，聚敛了大量田地、奴婢及其它社会财富，造成国家税收的减少，二是僧侣不用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社会上劳动力匮乏的时候，经济和军事就会收到严重影响。三是有些僧侣不守戒律，鱼肉乡里，败坏了社会风气，北魏太武帝时期还查出有寺庙私藏兵器，这些都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经过四次灭佛事件，南传佛教，“西传佛教”（由敦煌传入大同，再传入五台山）损失较大，汉传佛教的净土宗、禅宗损失较小，因为禅宗有自耕自食的传统。

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古时期的寺庙与近古时期及以后的模式有较大不同，后者更强调各种戒律，主要靠信徒供奉来维持，前者则是更完全的社会经济单位，就像东汉至三国时期的豪强庄园，通常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组织，动乱时还有能力收容流民，提供重要的缓冲，但这种能力也会成为躲避徭役和赋税，甚至影响征兵的障碍。北周武帝灭佛，就是为了夺取土地，用于授田，吸引更多人进入国家编户齐民的行列，同时压制寺庙和世家大族的势力。这一轮灭佛并未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没有寺庙以外的激烈反抗，从另外角度看，亦说明寺庙经济的独立性（封闭性），以及寺庙扩张超过了宗教本身适度发挥作用的范围。

注2.2：献文帝拓跋弘的生母为李皇后，按照北魏’子贵母死‘制度，在其被立为太子时，赐死于宫中。冯太后是文成帝的皇后，在礼法上为献文帝的嫡母，孝文帝的嫡祖母。

注2.3：宗主都护制形成于十六国时期，未逃往南方的大地主筑起坞堡，聚族而居，周边许多农民依附于此，坞堡中常常还保持有一定的武装。北魏统一北方之初，基层控制力薄弱，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承认，任命这些地主为宗主，赋予其督护百姓的职权，并授权其维持基层治安。但这种体制容易让豪强地主隐瞒其控制的人口，影响到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废除了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作为国家直接控制基层组织，管理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此举有利于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在增加税赋的同时减轻农民负担（减少缴纳税赋的中间环节），后来的北齐、隋、唐也沿用了这个体制。

注2.4：北魏孝文帝改革期间，鲜卑族姓氏改汉姓的主要有：拓拔（皇族）→元，独孤→刘，丘穆棱→穆，步六孤→陆，贺赖→贺，贺楼→楼。

下图为北魏、西魏、东魏的皇帝世系图

三、西魏和东魏

（一）西魏和东魏概况

西魏建立于公元535年，东魏建立于公元534年，虽然名义上均为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担任皇帝，实际上完全控制在宇文泰和高欢手中，十几年后，他们从实质到形式，彻底取而代之。

西魏和东魏大致以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为界，东魏占据了华北平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继承了北魏较多的疆域和较富庶地区，国力比西魏强得多。但高欢打仗不太行，数次进攻西魏，大部分战败，小部分打成平手，不得不接受相持的局面。东魏的主体是鲜卑化的六镇流民，以及河北士族，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因此东魏较为倚重鲜卑族，后来的北齐也提倡鲜卑文化、习俗、语言。西魏由于远离了鲜卑族的主要根据地，则是注意调和胡汉矛盾，宣称关中地区是周朝的发源地，打着复兴周朝文化和官制的旗号（比如采用周朝的六官制度：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推动汉化，关陇集团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形成，并在后来的北周和隋朝延续了这些政策。南朝梁遭遇侯景之乱，宗室诸王混战的时候，宇文泰还趁机南征，攻占蜀地和长江中游的江陵，建立傀儡国——西梁。

宇文泰专权期间，西魏经历了文帝元宝炬、废帝元钦、恭帝元廓（宇文泰短暂地搞鲜卑化倒退的时候，改名为：拓跋廓），公元556年宇文泰去世，其侄子宇文护辅政，次年，废掉恭帝，立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西魏结束，宇文觉的谥号为北周孝闵帝。

东魏仅有一个孝静帝元善见，先后经历了高欢、长子高澄、次子高洋的专权。高洋专权期间，先后与西魏打了沙苑之役、河桥之战、邙máng山大战等，均未获胜。东魏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考虑，对鲜卑贵族和河北汉族豪强采取放任政策，腐败盛行，文化落后，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公元550年，高洋废西魏孝静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东魏结束，高洋的谥号为北齐文宣帝。

高欢的麾下也有一个比自己野心更大的人——侯景。高欢去世后，侯景反叛了东魏，先是去投奔西魏的宇文泰，未被接纳，又转向南方投奔南朝的梁武帝，被接纳。但南朝梁的君臣对他并不信任，将其作为筹码，甚至一度打算将其送回东魏。于是侯景再次反叛，搅乱了整个南朝梁，西魏和东魏趁机南征，攫取不少土地。

（二）西魏的府兵制和八柱国，关陇集团崛起

宇文泰为了巩固西魏，抵抗东魏的进攻，创立府兵制，设立八柱国。府兵制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平时耕地，农闲训练，战时从军。府兵要自备武器、战服、马匹，《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各地设置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府兵是世袭的身份（户籍）和职业，通常为中等以上（相对殷实）家庭，国家授予耕地和一些权利，选拔家中一定数量（通常三丁抽一）符合条件的成年男子充当军人。西魏建立初期，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北魏六镇军人和居住在关中的鲜卑族编为六军（注3.1），后来又不断收编关陇地区汉人豪族的乡兵和部曲，任命各州的豪门望族为乡帅（也有国家派去的职业官僚）。至东魏结束的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西魏建立起八柱国（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为核心的府兵组织。

八柱国仿照了鲜卑族拓跋部的八部制，但实际上分别统领府兵的只有六柱国，又对应了《周礼》中的六军。也就是说，六柱国对应十二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对应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对应两个仪同，每个仪同领兵约一千人，据此计算，六柱国（往下对应二十四个开府-四十八个仪同）合计有军队四万八千人左右，称为府兵。柱国这个官职最早设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意思是军队的高级将领，西汉时取消，西魏时重新设立。府兵制被北周、隋、唐沿用，到了唐高宗时期，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加上到远方防戍的轮休周期越来越长，甚至被强行留下不让返乡，府兵开始大量逃亡，征发的时候常常发现大量空缺，府兵制逐渐瓦解。唐玄宗时期，废除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但这也造成了藩镇的坐大，让国家控制的军队变成了藩镇将领自己筹钱发饷xiǎng的私兵，直至安史之乱和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清朝的八旗制度，与府兵制类似。

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出身北魏末期的尔朱氏），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岳父，李渊外祖父，杨广外祖父），侯莫陈崇（鲜卑族）。其中宇文泰是实际的最高统帅，位列六柱国之上，元欣是西魏宗室，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孙，位列诸王之首，在八柱国中起到象征性作用，没有实权。由此可见，隋朝皇室、唐朝皇室，初唐时期勋贵独孤家族，以及隋唐之间的瓦岗军首领李密等等，祖上均出自八柱国这个系统。将八柱国再扩展，纳入与之相关的长孙家族、尉yù迟家族、陇西李氏家族（其后裔中有唐太宗的部将，击败东突厥的李靖）等等，可以说西魏、北周、隋、唐时期的统治集团，包括皇帝、皇后和勋贵等，大都出自八柱国及其后来发展而成的关陇集团。

下图为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的隶属关系。蓝色边框为八柱国，黑色边框为十二大将军。下图所示之外，双十二大将军还包括勋国公韦孝宽，宿国公辛威，清陵公梁椿，乐陵公怡峰，长广公刘亮，河北公王德，怀宁公蔡祐，雁门公田弘，乐川公赫连达，褒中公韩果，永城公常善，长乐公若干惠。其中宇文导是宇文泰的侄子，贺兰祥是宇文泰的外甥

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军事同盟，其鼎盛时期，还衍生了“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延续到唐太宗时期。武则天登基后，为了削弱李唐皇室的势力与影响力，下大力气打击关陇集团，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关陇集团最初带有明显的鲜卑族色彩，但是与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相比，其开放性和汉化程度要高得多，所以能够在激烈竞争中一步步胜出。宇文泰为了一家独大，刻意削弱鲜卑族头面人物的实权，为其它民族势力的上位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宇文泰还有一个如意算盘是，把之前手握重兵，有机会割据一方的大将加封为“柱国”，实际上是剥夺了其直接统领军队的权力，让“柱国”之下的十二位大将军负责具体统兵，然后把这些大将军陆续换成自己亲信，相当于架空了六位柱国，但历史的发展并未遵循宇文泰的预期，这些柱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依然存在，并在后来主导了历史的进程。

下图为“史上最牛岳父”独孤信的（部分）家族关系图

褐色为西魏皇室（拓跋氏-元氏）血统，黑色为北周皇室（宇文氏）血统，红色为独孤信后裔，绿色为隋朝皇室（杨氏）血统，蓝色为唐朝皇室（李氏）血统。图中可以看出，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女儿（如意公主）的儿子——李恪kè、李愔yīn，同时拥有独孤氏、宇文氏、杨氏、李氏的血统

注3.1：《周礼·夏官·序官》记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即六军是周天子统帅的军队，三军是诸侯（通常较大诸侯国才能供养）统帅的军队。后世，六军常常指皇帝的禁军（皇帝亲军），以区别名义上隶属于国家的常规军队。晋朝时，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统称为六军。唐朝时，左龙武、右龙武、左神武、右神武、左神策（左羽林）、右神策（右羽林）统称为六军。

四、北齐和北周

（一）北齐概况

东魏一开始比西魏强大，后来西魏渐渐赶上。北齐建国后，虽然攻下南朝梁的淮南地区，但整体上依然比较落后，高氏皇族为鲜卑化的汉人，却坚持鲜卑文化传统，维护鲜卑贵族利益，打压汉人士族。北齐被称为“禽兽王朝”，皇帝多昏庸、荒淫、残暴，皇族经常内讧，皇位传承常有叔侄间的激烈争夺，没有皇帝能活过四十岁。北齐的佞nìng臣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排前几位。公元573年（北齐建立的第24年），北齐被南朝陈反过来攻陷了淮南地区，四年后最终覆亡的征兆在此时明显表现了出来。

北齐后主高纬执政期间，听信诬陷之词，诛杀了名将斛hú律光，北周武帝听说这个消息，立即宣布大赦，然后带兵于公元577年攻入邺城，灭北齐。高纬还猜忌骁xiāo勇善战，曾经在邙máng山战役中威名远扬的兰陵王高长恭（高澄的四子），将其鸩zhèn杀。以兰陵王的经历为基础，北齐时期诞生了著名歌舞戏《兰陵王入阵曲》，主要内容为歌颂兰陵王高肃的战功、英姿与美德。唐太宗时期的《秦王破阵曲》就是据此改编的，扩容成120人的群舞。唐朝时，日本遣唐使把《兰陵王入阵曲》带到日本，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高纬自称“无愁天子”，却让北齐失去了抵抗北周的得力将领。

下图为日本广岛市西南宫岛的兰陵王塑像，基座上刻着两行字“舞乐”“兰陵王”

东魏孝静帝时期，高欢（父）、高澄（兄）、高洋（弟）专权，均被封为齐王，这是“齐”这个国号的来源。为了区别南朝的“齐”，称“北齐”或“后齐”，又称“高齐”。

下图为北齐的皇帝世系图

（二）北周概况

宇文泰去世前，嘱咐其侄子宇文护辅助其三子宇文觉成为皇帝。北周建立后，宇文护专权，孝闵帝宇文觉（第一任皇帝）不满，联络八柱国中的赵贵、独孤信一起除掉自己的堂兄，但事情泄露，两人均被杀，宇文觉在次年也被废，然后被杀。宇文护改立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yù，是为北周明帝（第二任皇帝），但三年后（公元560年）又将其毒死，改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yōng，是为北周武帝（第三任皇帝）。宇文邕韬光养晦十二年，终于在公元572年等到机会，杀死宇文护，实现亲政。北周武帝倡导儒家学说，摒弃鲜卑族落后习俗和魏晋以来的空谈玄学，抑制佛教（第二次灭佛/三武之祸），与突厥和亲以稳定后方，推动汉族和鲜卑族在军队及地方上的协作。公元577年，北周武帝东征北齐，次年攻破邺城，北齐覆亡。接着他又准备南征陈，但突然去世，北周随即发生内乱。

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西周、东周，所以宇文氏建立的“周”朝被称为“北周”，又称“后周”“宇文周”。

下图为北周的皇帝世系图

下图为北周灭北齐之战。北周武帝统一北方

蒲州：即今天的山西省运城永济市。卲shào州：在今天的运城市垣yuán曲县。勋州：在今天的运城市稷jì山县。晋州：即今天的临汾市。并州：即今天的太原市。冀州：即今天的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原冀县）。济州：即今天的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齐州：即今天的济南市（中心城区）。青州：即今天的潍坊青州市（原益都县）。临朐县：即今天的潍坊市临朐qú县。鲁郡：即今天的山东省曲阜fù市

（三）北朝后期的民族融合与博弈

从北魏到西魏东魏，再到北周北齐，始终存在着胡化还是汉化的路线之争。宇文泰和高欢的上位，利用了北朝统治集团和普通非汉族民众的胡化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政治投机。但相对弱势的西魏和北周，推行汉化政策，弥合胡汉矛盾，以期增强自身实力，对抗东面的竞争对手（东魏-北齐），这又是实用主义的原则，因为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汉化都是无法抗拒的趋势，必须充分笼络人心（团结更多和最大比例的人群）。陈寅恪先生指出，西魏打着复兴周礼的旗号，并不是像王莽一样处处仿古，而是主要看重了这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改变和摒弃自身体制中的落后成分，实现汉与胡的更好融合，良性发展。隋唐继承的南北朝体制，也是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基础上的，而不能简单地区分其中哪些为胡，哪些为汉。相比之下，高欢出身汉人的士族——渤海高氏，早年又长期在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工作，具有调和鲜卑族勋贵和汉人士族的条件，但他过分地工于心计，选择了走钢丝，搞权谋手段，一会拉拢汉人士族，一会又拉拢鲜卑族勋贵，结果谁也没有被打倒，反而是高欢和东魏-北齐核心统治集团实力大损，统治基础不断被侵蚀。

最初，西魏在传统的依靠力量——鲜卑族人数方面，远逊于东魏，但由于引入了汉人，逐渐缩小了国力上的差距。实际上高欢也推动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他坐镇晋阳，安排其子高澄坐镇邺城，晋阳一带继续重用鲜卑人，甚至纵容鲜卑族勋贵的扰民行为，但是在邺城积极与汉族的世家大族开展合作。这种“二元制”如果能持续下去，也许就能实现与东魏-北周相似的改革，但高欢去世后，平衡被打破，高氏皇族发生内讧，鲜卑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重新激化，六镇起义后大量鲜卑族流民南下，造成从“鲜卑人汉化”倒退回“汉人鲜卑化”。

公元543年邙山大战，西魏被东魏的兰陵王打败，至少损失六万军队，而此时西魏全国军队不过十万。为了避免亡国，宇文泰与关陇地区的豪强大族达成合作，通过让渡一部分政治、军事权力，换取后者主动出人补充兵源。宇文泰还建立了“赐姓”制度，让参与进来的汉人改为鲜卑族的姓氏，以安抚鲜卑族保守势力，但仅仅是名义上改个姓氏而已，西魏的诸多体制渐渐的因为这些汉人的加入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说是重新接续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比如在“八柱国”当中，杨忠（杨坚的父亲）被“赐姓”普六茹，李虎（李渊的祖父）被“赐姓”大野，名义上这两人的“官方”名字为普六茹忠、大野虎，当然，后来他们的后代建立了隋朝、唐朝，就完全不提这些往事了。

（四）隋的崛起和统一

北周武帝去世后，团结起来的关陇集团矫诏，让太子宇文赟yūn的岳父，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的儿子杨坚入朝辅政，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是杨坚岳父。北周宣帝宇文赟（第四任皇帝）昏庸，迷信佛、道两种宗教，先后立五位皇后，滥杀宗室和功臣，北周高层纷纷投靠杨坚。周宣帝去世后，其子宇文阐chǎn继位，是为北周静帝（第五任皇帝）。群臣再次矫诏让杨坚辅政，尉迟迥jiǒng（西魏时期即为十二大将军）、司马消难、王谦等人不满杨坚专权，起兵讨伐，史称“三总管叛乱”，但很快就被杨坚平定。

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位给杨坚，改国号为大隋，北周结束，杨坚在北周被封为随国公，这是隋这个国号的来源，他在隋朝的谥号是隋文帝。

公元587年，依附于西魏和北周的傀儡国西梁终结，后主萧琮被废。公元588年，隋朝开始南征，杨坚次子（后来的隋炀帝）杨广为两名行军元帅之一，次年，隋军攻克建康城，南朝陈结束，全国重新统一，南北朝时代正式终结。

下图为隋灭陈之战

隋灭陈的时候，燕荣率领的水军，从东海郡（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出发，沿着江苏、上海附近的海岸南下，经由松江、太湖，从南面合围建康。隋灭陈的主要战役在长江沿线，从上游和中游交界处的三峡（永安-白帝城）开始，分为多路，贯穿整个长江中下游。这些主要战役结束后，后面只有江南和中南华南的零星招抚

庐江：在今天的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姑孰：即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与南京交界。蕲口：在今天的湖北省黄冈市蕲qí春县南部，蕲水汇入长江处。江夏：南北朝的江夏郡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长江南岸，在武昌区东边。汉口：南北朝时期，汉口这个地名首次出现，但位于今天汉口的北面，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南移从龟山南麓汇入长江，新的汉口开始与现在的汉阳隔着汉水南北相望。巴州：即今天的湖南省岳阳市。江陵、公安：即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公安县。夷陵：即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吴州：即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

沘bǐ水：即今天的淠河

周罗睺hóu：南朝的陈将领，后效力隋朝，其父亲是南朝梁的始兴太守

五、东晋和南北朝的体制和疆域

（一）政治体制

除了（士族）门阀政治外，东晋南北朝的许多体制成为隋唐时期相关体制的发端。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按周礼设置的六官，就是隋唐六部制的源头。比如南朝宋设置的门下省，与之前出现的尚书省（尚书台）、中书省一起成为隋唐三省制的源头。又比如南朝梁的科举制萌芽，为隋朝提供了经验积累。

（二）专题：从州郡县到州县

秦朝建立时，废除之前的分封制，确立郡县两级行政区划的体制。

西汉承袭了秦制。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京师长安附近七郡（由司隶校尉管辖）以外的地域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刺史部”，后来又采用“州”这个名称。但这些州的刺史只有监察权，没有行政权，俸禄为六百石dàn，而同时期的郡太守俸禄为两千石。东汉末年，全国共有十三州（含司州-司隶校尉部）和一个西域都护府。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开始设置州牧取代刺史，赋予军政权力，以便镇压各地的黄巾军等起义武装，州变为普通的行政区，形成“州-郡-县”三级体制。

三国时期，魏蜀吴各自增设州郡，比如魏、吴同时设置了荆州、扬州，曹魏从凉州分出雍州，蜀汉从益州分出江州，孙吴从交州分出广州，辽东的公孙氏在自己占领的幽州部分设置平洲。西晋建立后，进一步增设梁州、宁州、秦州、江州，让州的数量达到二十个。

东晋时期，虽然只占据了南方的半壁江山，州的数量却比西晋还要多。为了安置南迁的士族和民众，广泛设立侨置郡县，使用其北方故地的名称。最初，侨置郡县没有实土，仅有户籍人口，到了南朝宋时期，侨姓士族在南方已经营百年，而且也没有希望回归北方了（因为北朝实力超过了南朝），于是在“徐州、雍州、兖州”这些行政区名称前加“北”字（后来改为加‘南’字），成为既有实土又有户籍人口的正式行政区。

南朝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同时为了拉拢士族豪强，大量增设州，滥封官爵。南朝宋有二十二州，南朝齐在丢失青州、徐州大部的情况下，扩充到二十三州，南朝梁竟然扩充到一百零七个州，梁武帝还沾沾自喜，“夸耀疆土于北朝”，觉得疆域真的扩大了。由于这个时期州设立的太多，加上侯景之乱损毁了很多档案，后来的历史学家已经无从考证南朝梁到底有哪些州郡县。南朝梁经常有“都督荆湘等十三州诸军事”“都督益州等十州诸军事”之类的官职，但其辖区不过为之前的几个郡，甚至达不到之前一个州的范围。陈是南朝疆域最小的朝代，失去了巴蜀，面积只有宋、齐、梁的一半，然而其建立之时，为了分封大批出力和“捧场”的功臣宿将，硬是设立了四十二个州。

南朝的梁、陈时期，虽然州刺史比郡太守的级别高，但只能管辖一个到两个郡的州，以及一个郡只有一个到两个县的州，州刺史的实际权力非常有限。部分情况下，还有两州共用一郡，两郡共用一县的情况，州刺史和郡太守就更像是“虚职”了。此外，相对偏远地区的割据势力，只占据了相当于一个郡的面积，为了加以笼络，任命的时候也升级为“州”。

北朝的情况也比较混乱，也有侨置郡县，也经常扩充州郡数量，比如南北朝末期，疆域已经高度萎缩的北齐（只占据了关东-河北、淮北），设了九十七个州，又比如灭了北齐，尚未灭南朝陈的北周，居然设了二百一十一个州。

隋朝取代北周，灭南朝陈，统一全国之后，隋文帝发现，全国已超过二百五十个州，一半以上的州人口不到千户，平均每个县的人口不到百户。南北朝时期，部分州刺史可以越过郡直接管理县，郡被逐渐虚化。于是，隋文帝取消了郡这个区划层级，简化为州县两级。

隋炀帝时期，声称尊崇秦汉制度，把州改称郡。唐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时期），为了显示与前朝的区别，又改回州，但是在州之上设立十个监察职能的“道”，“道-州-县”相当于过去的“州-郡-县”。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再次宣称秦汉文化，改州为郡。

南北朝结束后，直到唐朝中期，士族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士族常常以郡的名称加上家族姓氏作为标识，表示高贵的身份，比如清河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荥xíng阳郑氏。因此，出生关陇集团的隋朝皇室、唐朝皇室，对“郡”也情有独钟，杨广、李隆基都尝试恢复这种建制。韩愈也常自称“昌黎郡望”，意思是出身于昌黎郡的名门望族，今天的昌黎县在河北省秦皇岛市西南部，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幽州（后属于新设立的平洲）昌黎郡，涵盖了今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锦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不包括长城南面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不过，宇文泰在调和关陇集团与带到关陇地区鲜卑族六镇旧部关系的时候，“建议”双方都把“籍贯”改为京兆，从而模糊胡汉之间的差别，建立起新的统一的统治集团。

（三）双头州郡

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之乱，还有一个表现是双头州郡，即两个州/郡共一位刺史/太守，或是两个州/郡的辖区实际上完全重合。出现此类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战乱导致部分州郡的人口大量减少，或是部分州郡被敌国占领，但又不愿意合并这些州郡，于是让邻近州郡“代为管理”，比如青冀二州，青州为实土州，冀州为侨州，最极端的情况是两个州/郡总共只辖一个郡/县，说明其辖区已经缩水到了最低程度。二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大量豪强和民众举族南迁，为了安置这些人口，东晋和南朝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使用这些人原来籍贯的地名，后来还加了“南/北”字样，比如南秦州、南徐州、北兖州等等，这些侨置州郡本身只有户籍人口，没有独立的土地，依托在南方原来的既有户籍人口，又有自己土地的州郡。

（三）疆域

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疆域相比，北魏前期（与南朝宋对峙）失去了西域的西半部和辽东地区，北魏后期（与南朝齐对峙）进一步失去了整个西域，敦煌镇（南）和伊吾戍（北）成为最西端。

北朝时，在辽西出现了契qì丹，但先是被柔然，后是被突厥压制着，属于相对弱小、松散的存在。唐太宗之后，突厥遭遇毁灭性打击，契丹逐步崛起，并在北宋时期发展建立辽，成为北方边境上新的主要威胁。

南北朝末期（北周-北齐-陈），北方的柔然和西北的高车均消失，突厥联合波斯的萨珊王朝，打败横贯西域、中亚和南亚北部（巴基斯坦到印度北部）的嚈哒yàn dā帝国，成为北方边境上最强大的枭雄，势力范围东至大兴安岭，横跨整个蒙古高原，西至西域的西面，葱岭以西的咸海，深入到中亚腹地。这一时期，云南西南部出现了濮pú部国，上承自周朝时的百濮之国（与‘百越’在南方并列），后来在唐朝时被南诏国取代。

西汉武帝时期，消灭南越国之后，中央军队跨过琼州海峡，登陆海南岛，设置珠崖郡、儋dān耳郡，下辖十六个县，后来，儋耳郡并入珠崖郡。汉元帝时期，由于国力衰弱，关中地区灾荒，以及海南当地民众对派遣过去官员的反抗，不得不“弃置朱崖”。南朝梁时期，罗州刺史冯融的儿子娶了海南岛冼xiǎn氏家族的女首领冼夫人（冼英），逐步消弭mǐ了汉人与当地俚lǐ人之间的矛盾，到了公元540年（梁武帝时期），正式在海南岛上设置崖州，史称“再入版图”。之前的珠崖郡、儋耳郡都在海南岛北部，隋朝增设的临振郡则延伸到了海南岛南部，实现了对全岛的全覆盖。

下面三张图为东汉到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依次从核心部分到最外层

下图为南朝的建康城

六、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艺术

（一）经济

南朝时期，南方的经济和农业发展很快，水利工程和牛耕技术进步，长江中下游的荆州、扬州被深度开发，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尤为突出，鄱阳湖、洞庭湖周边，蜀地，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也成为重要农业区和居住地。

两晋南北朝时期，纺织业成为民间普遍的副业，丝、绵、绢、布等成为南朝调税的主要项目。冶炼业发展出了灌钢（把生铁和熟铁混合，调整出含碳量、强度、韧性适中的钢铁）和锻造技术，东晋时期，梅根冶yě（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是开矿炼铜（铸造铜钱）地，冶唐（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是冶铁作坊的集中地。造纸业实现了麻纸、藤纸对竹简、绢锦的完全替代，大大降低了书写和记录成本。制瓷业在南方广泛扩展，单单浙江就诞生来了越窑、瓯ōu窑、婺wù州窑、德清窑等名窑。制茶业在当时以茶代酒，越来越多习惯饮茶的新风俗带动下，产量有较大提高。

造船业由于江南众多水路的开通，已能够造出长二十丈（约等于今天的50米），载重万斛hú（约等于今天的120万斤，即600吨）的大船。番禺（今广州）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南洋（东南亚）诸国，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年往来数次至十余次，商税是南朝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兴盛于东汉的庄园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中东晋的庄园经济比例比西晋更大。虽然有曹魏的屯田，西晋太康年间开始的占田制等等，但世家大族对土地的兼并总是没有停止或放缓过。永嘉南渡后，侨姓士族大量开发无主土地，建立方圆数十里甚至数百里的庄园，集中使用劳动力，有效促进了南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推动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但这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尤其是一些世家大族实施“封锢gù山泽”，普通百姓去野外打柴，采集野果或草药，捕捞水产品都不再被允许，彻底断绝了农业之外的副业收获来源，从而导致贫困，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生活的希望也因此破灭。东汉之前，山林川泽一般都是属于国家所有，允许普通民众自由进出，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方面的条件恶化了。

历史学家黄现璠fán认为，按照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占田之多寡，可以分国家庄园经济、世族庄园经济、小耕农经济三种类型。历朝历代希望和尽力推动的大都为第三种，这是各方面平衡之后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屯田制为第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控制力较强，收入最多，但活力和生产积极性较低，曹魏中后期，屯田农民的逃亡和反抗就越来越多。东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为第二种，对于国家来说，编户齐民投靠到大庄园主名下，国家会有税收损失，且无法派发徭役，并可能成为地方割据的萌芽。

（二）科技

地理学方面，北魏的郦lì道元以三国或更早时期成书的《水经》（作者不可考）为基础，梳理了自己在各地做官诗实地考察的资料，写成《水经注》，《水经》只有一万多字，而《水经注》有四十卷，三十多万字。农业方面，贾思勰写成《齐民要术》全面总结了农林牧副渔的耕作、育苗、育种、嫁接、饲养、加工的方法、技术、经验、规律，是中国最早的农书。数学方面，祖冲之将圆周率计算到3.1415926，向前进了一大步，领先世界其它国家一千年，祖冲之在历法、机械设计等领域也颇有造诣。医学方面，葛洪写成《肘后备急方》（备在胳膊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医书），作为道教学者，他还创作了《抱朴子》一书。

下图为葛洪

（三）文化

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推动了民族大融合，也推动了相对单一的华夏传统文化向更加多元化的文化的转变。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北朝偏豪放、粗犷，南朝偏华丽、纤巧，北朝代表作是《木兰辞》，南朝代表作是《西洲曲》。南朝宋的刘义庆主持编撰《世说新语》，为记载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集，涵盖东汉后期到南朝宋的许多名士，反映当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东晋的陶渊明，在对现实彻底失望后，寄情于山水，创作了《桃花源记》等文章和诗词，勾勒一个理想世界。

在文学研究方面，刘勰xié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巨著，萧统组织编撰的《文选》（邵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南北朝时期，骈pián文非常盛行。骈文又称骈体文、骈俪文、骈偶文，起源于汉朝（注6.1），经过三国时期曹丕、曹植，西晋的陆机、刘坤等官方背景人士的推崇，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南朝齐武帝之子萧子良，梁武帝父子，陈后主，王、谢、庾、徐等世家大族，都是骈文爱好者和写作高手。唐朝的科举以诗赋取士，其中赋主要考的就是骈文，唐朝的公文也是骈文形式。骈文的特点是句子两两相对，“骈”的意思是两匹马并驾齐驱（注6.2），“俪”即“伉kàng俪”，意思是男女成双成对，这两样都是骈文形式的比喻。骈文常用四字句或六字句（但也不是绝对不能使用其它类型句子，只是不能占多数），讲究对仗工整，声律铿锵kēng qiāng，辞藻华美，大量用典（神话、传说、成语、谚语、名言、故事、经典和解释经典的传zhuàn等等）。骈文朗读非常好听，但也正是由于句式的局限，渐渐地形式影响到了实质，影响到内容表达，甚至被诟gòu病为堆砌辞藻。不过，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形式华美的时期，骈文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唐朝中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倡形式更加灵活，实质内容更丰富，表达更便捷的散文，号召改革文风，摒弃六朝以来日益僵化、空洞、浮华的骈文。北宋时期，唐宋八大家的另外六位人物，发起第二轮古文运动，骈文彻底被散文击败。唐朝的《滕王阁序》《阿房宫赋》作为骈文，已经没有南北朝时期那么工整，北宋的《赤壁赋》，已经完全脱离骈文的束缚，变为散文形式。（注6.3）

（四）宗教-佛教的兴起

两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最快和最繁盛的时期，尤其是在佛教理论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炼狱”。饥荒、战乱、大分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反复无常，以自我为中心，处处愚弄百姓，把百姓当作可以随便使用和随意丢弃的物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灾难。《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便是这一时期普通民众屡屡幻灭的写照，佛教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慰藉jiè。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用佛教来麻痹治下的民众，可以让更多人寄希望于来世，放弃当世的反抗，有利于维持稳定，甚至让中下层民众服从于自己的为所欲为。公元386年，北魏孝文帝宣布佛教为国教。

“二十四孝”中的糟粕，比如埋儿奉母，卧冰求鲤，恣zì蚊饱血等等，都出自东晋南北朝时期，体现了这一阶段当权者所倡导“孝道”的虚伪。相比之下，“二十四孝”中最晚出现的几个故事，比如涤dí亲溺nì器（为病重的母亲每天清洗夜壶）、弃官寻母（考取功名后放弃做官，全国寻找多年前失散的母亲）等等，由于形成于唐宋时期，此时科举制已经完善，中下层民众有了比较好的上升通道和可靠的未来预期，编出来的故事情节就比较正常了，不再是之前那种明显做作的“行为艺术”。

此外，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对当地传统的儒教、道教强大影响力的忌惮，选择了信仰和扶持佛教，加速从佛教发源地印度引入理论方面的佛经和更加贴近日常实践的绘画（壁画）、雕塑等。为了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佛教的具体表现手法，从古丝绸之路上常见的高鼻深目犍jiān陀罗样式，逐渐演变为符合中原人面貌特征和审美标准的新样式。这是佛教的早期“汉化”，再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汉传佛教。两晋和南北朝时期，佛教主要发展出天台宗、禅宗两大流派，中观思想兴盛，并形成南方禅宗和北方律宗的特点。（注6.4）

通过西域进入中原的僧侣，大大推动了佛教理论的普及，佛教在统治集团和民间广为传播。公元382年，前秦西征龟兹qiū cí，准备迎接鸠摩罗什到长安，期间，前秦在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中大败，鸠摩罗什不得不在凉州停留了十七年，直到公元401年，被后秦迎接到长安。鸠摩罗什主持翻译了《般若经》《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法华经》等典籍，成为汉传佛教的主要经典。

梁武帝在位期间，南朝梁"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汉传佛教的许多仪轨和清规戒律，比如出家人不喝酒，不吃肉（全素食）等等，以及演唱佛乐，都是在梁武帝时期形成的。梁武帝提出“三教同源说”，把儒家的“礼”和人性说，道教的“无为”与道德学说，佛教的因果理论等糅róu合在一起，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后来，南宋的朱熹又进一步发展了这套理论，实现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三教合流”。南北朝时期，念佛、礼拜、诵经等新的修行方式方法也逐渐成型。

下图为“南朝第一寺”——南京的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行者】拍摄于2021年5月2日，图片编号181818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兴建了很多寺庙和石窟，其中北魏时期的著名石窟最多，包括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甘肃临夏州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山西太原的天龙山万佛洞，河南郑州市巩县的石窟寺等等。

下图为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北魏时期壁画《鹿王本生图》，说的是释迦牟尼的前身——九色鹿王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但后来反被此人出卖，为了悬赏，带着国王前来捕猎九色鹿，不过最终恶人自食其果的故事

佛教史籍《洛阳伽qié蓝记》成书于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其作者杨衒xuàn之追忆了洛阳之前四十年的繁华，用北魏佛教的盛衰和洛阳几十座寺庙的人物、建筑、逸闻等串联起来。《洛阳伽蓝记》《水经注》《齐民要术》合称北魏三大奇书。

（五）艺术

除了佛教的绘画和雕塑外，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也获得了较大发展。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他书写的《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其子王献之的最著名作品是行书《鸭头丸帖》。王羲之、钟繇（东汉至曹魏时期）并称“钟王”，张芝（东汉末年）、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合称“书中四贤”。乾隆收藏了“三希帖”，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认为是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最高水平的字帖。

下图为《兰亭集序》

注6.1：亦有历史学家认为，骈文起源于春秋末期，也就是从“赋”这种问题发展而来。春秋及以前的“赋”主要有三大类，《诗经》为代表的格式最工整，《楚辞》为代表的最自由，骈文则是介于两者之间。赋兼有诗歌与散文的特点，骈文亦如此。

注6.2：一匹马：骑，两匹马：骈，三匹马：骖cān，四匹马：驷sì（驷马难追）。《周礼》中说“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但马车一般最多只能由四匹马一起拉着，“天子驾六”实际上是六匹马拉两辆车。不过，2002年，洛阳市新发掘的一处东周王陵，里面的陪葬品就有六匹马的马车，但这种情况目前仅发现这一处。

注6.3：著名的骈文 《滕王阁序》 《阿房宫赋》 《与朱元思书》 【行者】之前写的格式不太标准的骈文 《游天堂寨记》 《游黄山记》

注6.4：天台宗又称法华宗，因其组庭位于浙江省台tāi州市天台县的天台山国清寺而得名，该宗派的主要教义在《妙法莲华经》中，讲究“教（教理-理论）观（修行-实践）双美”。天台宗、禅宗、华严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三大佛教宗派，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大师们为适应本民族文化而创立的。

禅宗的特点是修习禅定，以期觉悟，故得名。（请点击这里查看禅宗的更多信息）

律宗的特点是重视研习和持戒律，包括戒法（佛制定的戒律）、戒体（受戒弟子从师受戒时发生和领受在自己内心的法体）、戒行（持律的实践）、戒相（戒的表现或规定）四科，也称“四分律宗”。

中观思想承认世界的复杂性和对立性（矛盾/一分为二），但主张不要过于执着，不要过度追求某一端或另一端的目标。中观思想诞生前，佛教常常会讲到“空”的概念，而有人为了探究“空”，陷入钻牛角尖的境地，中观思想主张从这个藩篱中跳出来，去探索真正有意义的内容。中观思想的创立者龙树在《中论》中写道：“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

七、东晋和南北朝的相关史书

在官修史书方面，北魏分别设置了著作官和起居令史，修史和记录撰写（帝王的）起居注逐渐分开，北齐设置史馆（史阁），自此开始有了专门的修史机构。

民间，谱学（谱牒学/家谱学）在南北朝门阀政治的大环境下兴起，主要是为了彰显血统和门第，用于联姻和选官。

（一）二十四史序列

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官修断代史（<二十四史>组成部分），除了《晋书》，主要有：

《宋书》，记录南朝宋的纪传体史书，由南朝梁的沈约编撰。《齐书/南齐书》，记录南朝齐的纪传体史书，由南朝梁的萧子显（齐高帝萧道成之孙，主要在梁武帝时期）。《梁书》，记录南朝梁的纪传体史书，由唐朝初年的姚察、姚思廉父子奉唐太宗之命编撰，父亲姚察曾经担任南朝梁、南朝陈、隋这三个朝代的史官、秘书监、吏部尚书等，之前就撰写过一些史书（手稿）。《陈书》亦为姚思廉所著，成书于唐太宗时期，但此书不太严谨，多有避讳和粉饰之辞。

《魏书》，记录北魏的纪传体史书，由北齐的魏收编撰，北魏建立初期，崔浩、高允等人就采用编年体，持续编写本朝历史（名曰<国书>），这些资料后来都成为《魏书》的重要来源。《北齐书》，记录北魏末年到东魏到北齐的纪传体史书，由唐朝李百药奉唐太宗之命编撰，书中记载了北齐的大量黑暗统治史实，但经常写一些“征兆”，以此来证明皇帝的“天命”。《周书》，记录北魏末年到西魏到北周的纪传体史书，兼顾同时期东魏、北齐、南朝梁、南朝陈的历史，由唐朝的令狐德棻fēn奉唐太宗之命编撰，岑cén文本、崔仁师等人辅助，书中比较详细的记载了北周到隋唐时期制度的演变。

《北史》，汇总和补充完善了《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内容，上起北魏道武帝建国的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下讫qì李渊立的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公元618年），由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汇总和补充完善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内容，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亦为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此书为了突出士族门阀，将不同朝代的同一姓氏多位人物集合在一篇当中，如同世家大族的家谱，但对于正史来说，这种写法造成了凌乱。

（二）其它史书

《十六国春秋》，记录少数民族政权的纪传体史书，由北魏的崔鸿编撰。

近现代以来，研究东晋和南北朝的专著有：陈寅恪yín kè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

八、专题：魏晋风度及其消散

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士族仍然是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力量，仍然是各阶层民众仰视的对象。不过与之前相比，士族开始面临逐渐衰微的局面，为了维护本群体的利益和地位，也做了许多改变。

为了削弱士族，扩大自己的权力，南朝皇帝主要从土地、人口和税源入手，与士族开展争夺。比如南朝齐实施了“检籍”，把伪造户籍，冒充士族，以攫取逃税特权的寒族给清理出来，不过因为涉及面过大，在南齐武帝时期被叫停。又比如贯穿了东晋和南朝的“土断”，通过规范户籍和行政区划，让南下士族和南方土著遵循相同的管理模式和规定，压缩政策套利的空间。南朝的士族主要以文化作为武器，与军功贵族开展对抗，但由于出身中下层和军旅的皇帝的支持，越往后，士族在斗争中越表现出劣势，一点点被边缘化。

三国到西晋时期，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之类的人物，还是比较有个性，大张旗鼓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东晋到南北朝时期，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日益残酷，长期不断的战乱，一点点磨灭了士族中有才华者的心气和性格，加上佛教传播的扩大，文章和思想愈发平和。即便是曾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最终也变成了不问世事的田园诗人。

鲁迅先生在1927年写了一篇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文章（最初是学术演讲稿），指出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士族，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已经发生较大改变，沉迷于研究佛教、道教甚至玄学理论，沉迷于酗酒和服用“五石散”之类的药，表现出放荡不羁的样子，披头散发，游山玩水，写诗弹琴，就是不过问政事。其实，并不是这些士族不想从政，也不是他们不屑于过问政治，而是当时那个社会充满了动荡的威胁，未来不确定性的威胁，甚至是政治斗争中身败名裂和死亡的威胁，这使得不少士族弃了理想和目标，转而选择麻痹自己。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清新脱俗的“魏晋风度”，只有不得不面对随时一切都幻灭的放荡形骸。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时候，正值自己和所在家族的兴盛时期，虽然在政治方面已经无法有所作为，但生活方面还是相当优渥wò的，常常会有文人雅士的聚会，觥gōng筹交错，高谈阔论。王羲之还有一幅著名的作品《丧乱贴》，此时他到了晚年，家道中落（但琅琊王氏仍有其它分支未败落），祖坟被破坏两次，其岳父郗chī鉴（‘东床快婿’典故）南渡后，连正常三餐都无着zhuó。《丧乱贴》再也没有之前的飘逸，全文字体逐渐从行书到草书，笔墨从浓郁到惨淡，最后还有一种草草收笔的伤感。

南朝和北朝的士族有一些差异，但基本生存状态大体相似。留在北方及后来回归的士族，在与少数民族皇族的博弈中，表现了比南下士族更大的灵活性，这是利益需要，也是内心恐惧使然。

东晋和南北朝持续了372年，这段历史及其诸多细节，常常被后世人提起、评论和品位。“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世家大族的土崩瓦解，也有底层寒门奋斗励志，有血流成河的残酷嗜杀，也有流觞shāng曲水的兰亭风雅（注8.1）。东晋和南北朝结束三百年后（公元883年），唐朝诗人韦庄路过金陵，凭吊台城的遗迹，感慨这段历史，写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诗句。

注8.1：古代文人聚会，地面有多条弯弯曲曲的水沟，把酒杯放在水中，随水漂流，停在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喝酒和作诗。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记述了这样的场景，并在后来变为成语。

本文动笔于2023-08-12 15:41:17

修改于2024-2-3 1: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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