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家评传1-谭嗣同

一、引子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作为“戊戌六君子”中最著名的人物，用自己年仅三十三岁的生命，谱写了中国努力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最为壮烈的诗歌，而他在理想上的坚定信念与执着追求，更是激励了无数后来的改革者。

二、英雄的成长

谭嗣同的祖籍为湖南浏阳。湖南与安徽这两个省份，在清朝末期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较为突出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满清贵族统治集团再也没有力量完全掌控国内局势，为了能够继续在大体上维护自身的地位，不得不借助新兴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曾国藩和李鸿章就是其中最有势力的代表，而这两人所培植并倚重湘军与淮军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又主要集中了湖南、安徽两省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精英。1861年至1894年间的洋务运动，虽然最终没有能够使中国成功走上富强之路，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充了湘皖两省在更广泛领域（如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为这两省更多人才的脱颖而出和建功立业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谭嗣同就是有着如此优越的地域基础和家族环境。他的父亲谭继洵为咸丰庚申科进士，曾经历任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虽然就目前的史料中来看，还没有发现谭继洵属于湘淮集团的证据，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比较讲究同乡情谊的官场大环境下，谭继洵想完全的特立独行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其家中至少会时不时地有那么些个同朝为官的乡党来拜访。我们可以想象，叙乡情的间隙对政治话题的大量涉及，或多或少地会给幼年的谭嗣同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一定影响。而在变法初期，谭嗣同呆在家乡湖南，辅助有着维新倾向的巡抚陈宝箴开展尝试。进京以后，又长期住在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与诸多同乡相处直至被捕。因此其政治生涯中的地域色彩，绝对是无法忽视的因素。

对于谭嗣同核心思想观念的形成，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三个人，分别是欧阳中鹄、唐才常，以及涂启先。

欧阳中鹄与谭嗣同是浏阳同乡，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但其后一直未有新的中学，因为其知识渊博，充任过许多政要的幕僚和名家子弟的塾师。欧阳中鹄属于中国近代史时期较早的崇尚“变法之论”的人物。甲午战后他应谭嗣同之请，在湖南亲自牵头兴办算学馆，传播变法理论，教授西方科技，营造维新空气，培育新型人才。谭嗣同和唐才常回到湖南期间，欧阳中鹄的家亦为他们和在湘维新派人士聚会的场所。谭嗣同是10岁时正式拜欧阳中鹄为师的，欧阳中鹄给予谭嗣同的主要影响在于向其系统介绍了王夫之等人的理论，塑造了谭嗣同反对八股空谈，主张经世济民的政治理念。在欧阳中鹄的引导下，谭嗣同在当时流行的八股文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大字，接着主动地博览群书，奠定了其以后全面系统地思考当时中国方方面面问题的基础。

唐才常与谭嗣同也是同乡，一同授业于欧阳中鹄，二人并称为“浏阳二杰”。历史学家蔡克骄认为，唐才常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争取士大夫的支持，热衷于宣传托古改制时，已试图自觉地运用史学比较的方法，倡导人们学习西方。唐才常的史学经世思想强烈，他进行历史比较的目的是要以史为鉴，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因此，他把比较的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最实质问题上。这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高压之下，社会上所谓的历史研究者早已彻底落入考据学的窠臼。而唐才常主张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当代体制的优化，拥护进化论﹐反对守旧派的“荣古而虐今”、“尊旧而卑新”，足以为当时乃至后世有志于投身较为实际的历史研究的人所借鉴。唐才常属于戊戌变法时期在地方上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谭嗣同在湖南开展维新实践的最重要合作伙伴，曾任《湘学报》、《湘报》  唐才常和《湘报》主笔，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继续坚持维新事业，后组织正气会（自立会），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的严峻形势，唐才常决定率自立军起义，但是在准备过程中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破获，7月12日晚同另外11人一起在汉口被捕。唐才常在狱中表现了与谭嗣同一样的大无畏气魄，他对前来审问的郑孝胥说：“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并在狱中题诗“剩好头颅酬故友，无损面目见群魔”。7月28日夜，唐才常被杀于武昌大朝街滋阳湖畔，首级悬挂于汉阳门之上。他在临刑前留下绝笔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目前关于涂启先的资料要相对少一些。不过就已掌握的史料来看，他主张“明体达用，兼习中西”，并身体力行，先后主持创办围山书院，浏阳县立小学堂等新型教育机构，协助谭嗣同创办浏阳算学堂，并先后充任湖南、湖北两省督抚的幕僚，在多个层面上推动着维新变法的实际工作。还有史料表明，唐才常、涂启先等人在与谭嗣同的交往过程中，告诉了他不少算学、格致方面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进一步完善了谭嗣同的知识结构，促进了其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基础上的哲学思想水平的提升。

1884年，19岁的谭嗣同离开家，开始出门游学，先后走遍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当时的中国，在经历过两次屈辱的鸦片战争，以及一次“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等事变过后，传统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且岌岌可危，外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多重侵略如洪水般涌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深深地陷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过在持续不断的各种力量冲击之下，新的生命已经穿过无数裂缝，悄然开始成长。一方面，劳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努力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如何富国强兵的途径。谭嗣同在游学过程中，结识欧阳中鹄的亲家刘人熙，系统研究了王夫之的民主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并广泛吸取西方自然科学、历史、地理、政治类书籍中的营养，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学识，最终形成完整的维新派思想体系。

谭嗣同出生于可能有些传统的封建官僚家庭，但是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其家乡的政治环境，其结交的师友的学识、性格与品质，使其逐渐成长为“开眼看世界”潮流的领导者，站在了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前沿。

此外，不能不提及还有谭嗣同的义气。如果说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当中，康有为算是个长者，梁启超算是个智者的话，那么谭嗣同便称得上是个不折不扣的侠客。据史料记载，谭嗣同幼年时就仰慕哪些锄强扶弱的草莽英雄，曾经北京城著名的“大刀王五”有终身的友谊，“大刀王五”在江湖上颇有威信，家里挂着“德容感化”和“义重解骖”两块民间众人赠与的匾额。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的时候，他们还有过组织义士冲入紫禁城勤王的大胆策划。谭嗣同牺牲后，“大刀王五”决心继承其遗志，多次组织反清反帝的活动，义和团运动中，他被清政府勾结八国联军枪杀，头颅悬挂于城门之上，不准家人入殓。后被天津的霍元甲乘黑夜将其取走，并妥善安葬。谭嗣同属于文人，却不属于文弱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首先安排逮捕康有为等人，暂未波及至谭嗣同。当时有不少朋友力劝其出京避难，谭嗣同却没有丝毫惊慌，坚持做着营救光绪帝的最后努力，并慷慨陈词：“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同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选择死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了最后一次反抗。

宋代以来，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采取愚民政策和错误引导，致使民间普遍缺乏尚武精神，以至于近代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斗争中屡战屡败。当然这些残酷的现实也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武力的重要性，热衷习武成为救亡图存的新渠道。竞雄女侠秋瑾就随身携带可能是鲁迅先生赠与的倭刀，并曾在公开场合大义凌然的表示：“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而谭嗣同有三琴两剑，这种搭配既反映了他作为文人雅士的极高素质，又表现出敢于向强大旧势力勇敢发出挑战的改革精神。据说这五件宝物中有两件还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遗物，即“蕉雨琴”和“凤矩剑”，这两件宝物能够在经历长达六百年的辗转，最终到了谭嗣同的手里，也算是“宝剑赠英雄”，适得其所了。这五件宝物之一的“崩霆琴”上还刻有唐才常的挽词：“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这正是谭嗣同光明磊落一生的写照。

三、变法图强

谭嗣同最重要的著作名为《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集中体现了谭嗣同在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简单的说，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唯物论，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打破了传统的帝王将相决定全民命运的迷信。第二个是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矛头直指顽固派所坚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反动哲学观点，为康有为提出的“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古今之公理”提供有力佐证。第三个是方法论，着重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为变法实践指明主要方向。

除了著书，谭嗣同更注重在平时的具体工作中完善、传播自己的变法思想，他先后担任时务学堂教习，组织南学会，向学生推荐《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创办《湘报》并亲自出任主笔，广泛宣传改革、民主、平等方面的思想，积极培养具有维新意识的新人。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更多的在做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话，谭嗣同要更加重视中下层群众的引导一些，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能无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却对于未来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现在的不少历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湖南省在近代开了全国风气之先。而辛亥革命后湖南所主动和独立尝试的自治实践，不能不承认其中包含了最初由谭嗣同等人引导的功劳。

关于戊戌变法的详细历史，在许多地方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本文就不再一一赘述。谭嗣同作为这场改革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其全部奋斗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准备时期。1895年的甲午战败，以及随后与弹丸小国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深地刺激了多年来内心已经十分痛苦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促使他们下定决心不再等待。当时有千余名在京的举人，在听到这个极为不幸的消息以后，立即联合起来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再战、变法，为民族生存做最后一搏。当时，谭嗣同并不是应试的举子，但是他正在家乡湖南，协助具有维新倾向的巡抚陈宝箴试行新政，主要做着思想启蒙工作。1897年，他在《仁学》一书中提出“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1898年，又偕同梁启超、唐才常在时务学堂中担任教习，教授改制、平等、民权方面的学说。同年，他创办了重要维新团体“南学会”及其机关报《湘报》，“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联络各类人才，与顽固派展开论战，在南方各省大力营造有利于维新变法的社会舆论。因为湖南新政的成果，谭嗣同获得了“新政人才”的美名，并被推荐给光绪帝，从而开始了他进入中央机关的历程。

第二个阶段是大干时期。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根据有关方面的推荐，召见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锐4人，并于1898年9月5日授予其四品卿衔，安排其参与政事。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任，让谭嗣同极为感动，以为终于有机会大展身手，实现自己毕生的抱负了。但他没有看到的是，当时光绪帝的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剑拔弩张。真正掌权的慈禧太后，出于维护自己地位的考虑，已经开始有了准备发动政变的打算。不过维新派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陆续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在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比如在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比如在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虽然这些改革政令在变法失败后大都被废除，但毕竟让全国人民尤其是社会中上层看到了许多过去根本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打开了这扇窗户，就没有人再能硬将其重新关上了。因为历史尽管会在细节上出现反复，整个大趋势却从来都是不会倒退的，比如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袁世凯企图凭借武力和权势搞复辟，结果很快就被全国人民给活活骂死。

第三个阶段是失败时期。虽然戊戌变法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却为封建顽固势力，尤其是正在掌权的达官显贵们所不容。比如说新政诏书到达各省，不少督抚根本就不予贯彻执行，也不愿意让人民知道有了什么变化，直到辛亥革命时，时任江苏巡抚程德全都宣布“参加革命”了，也仅仅做了一件事情，即找根竹竿将衙门正堂上的瓦片挑落几块，以示“革命必须破坏”，除此以外，别无其它任何实际举动。出于维护自身传统既得利益的考虑，它们逐渐走向联合，集中在以慈禧等人的周围。其实慈禧起初对于新政也不是完全反对的，但民权的迅速崛起等因素，使其感到自己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威胁，于是也转向了对立面，并成为腐朽势力发起反扑的最高领导者。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秘密从退养的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帝住处，先将其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下令逮捕新政的主要策划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于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公开杀害，是为“戊戌六君子”。同时宣布将徐致靖永远监禁，张荫桓遣戍新疆。戊戌变法从6月11日至9月21日的，共计103天，又称“百日维新”。除京师大学堂保留下来之外，所有措施被全部废止。中国刚刚看到了一点点光明和希望，瞬间又重新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四、失败原因及对今天的启示

在中国努力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过四次比较重要的突破。第一次是林则徐、魏源等人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起的“开眼看世界”运动，通过广泛翻译西方各类书籍，让国内开始有人认识到“天外更有天”，意识到封闭的中国与西方列强间已经拉开的差距。第二次是洋务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希望能够借助西方的先进技术巩固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虽然这属于根本行不通的主观臆想，却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推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让不少人在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的了解到社会科学尤其是民主主义方面的知识。第三次就是戊戌变法，改革首次涉及政治领域，涉及上层建筑，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改进来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第四次是二十世纪初的立宪运动，纲领更彻底，支持更有力，却由于清政府的更加腐朽，最终以全国人民将其定性为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而归于失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历史不再给清政府更多的尝试机会了。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掌握领导权。人们在实践中慢慢地意识到，现有政治架构内部已不可能容忍任何有效的改革甚至是改良，唯有完全打破全部枷锁，终结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才有可能走上复兴之路。

戊戌变法在以上这四次重要的突破中，时间上属于承前启后的类型，而意义上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它最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找到了中国在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于世界的根源。这场运动对于当时和其后的中国，起码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是开展了资产阶级变革社会面貌的初步尝试，让这个阶级积累了不少政治管理方面的经验，客观上顺应，并在主观上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第二是在全国范围组织了救亡图存的总动员，以前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大都是个别地方的抵抗，而戊戌变法在绝大多数省份都进行了宣传和鼓动，充分激发了各地区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为以后的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外来侵略开了先河。第三是引发了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戊戌变法虽然很快失败，但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其大力提倡的民权主义、移风易俗等理念，冲破了旧有封建主义的桎梏，使得具有近代特征的中国新型文化得以发展壮大，为向更深层次推进改革与革命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第四是促进了政治领域的继续分化，洋务派坚定地维护着过去模式的封建统治，维新派仍然希望做些修修补补，而维新派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清政府的顽固派表面上看起来势力日长，其实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已经颜面扫地，这也决定了后来的立宪派处处充满戒心，事事坚持讲条件，当清政府明确表示不能允诺的时候，不少还在拿着其俸禄的大小官员，立即转而追随着革命派造反起来，从内部首先瓦解了堡垒。

不过戊戌变法终究是失败的，因此其失败的原因，同样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以便从中获取对今天的启示。就谭嗣同个人的最终结局而言，有人说他过于迂腐，不学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及时离开，暂时保全生命，而是选择飞蛾扑火的方式，留给后人无尽的感叹。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是仅仅从表面看到的现象，以史为鉴，还需要对这一段历史，以及前前后后的大趋势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应当说谭嗣同喋血菜市口，不单单是其个人的无奈，更反映了整个时代的悲剧。

第一，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对弱小，而封建势力尤其是那些顽固派相当的根深蒂固，双方实力根本不成对比，这从根源上注定了整个变法运动的失败结局。据说当时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出京后到了地方上，不少督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视其与废纸没有太大的区别，从来都没有想过怎么去执行。少数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大量传统的封建地主相比，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财力或是社会影响力上，都明显处于劣势，起不到自下而上推动改革的作用。资产阶级思想家、改革家们当时主要是充当幕僚，仅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即便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核心人物，也就属于光绪帝身边的小官，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光绪帝又不过是慈禧搞独裁的一个傀儡而已。

第二，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心情过于急切，行动过于迅速，过早地触动既得利益者核心利益，引起它们强烈的反扑，使得维新派在尚未成熟，实力还没有长大之时即仓促参加战略决战，这自然是无法取胜的。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清朝末年，满清贵族统治集团已经严重退化和极端堕落，没有足够的力量掌控住国内局势，一个捻军就使其数十年疲于应付，而一个太平天国便让其一败涂地，以至于不得不依仗汉族地主阶级的帮助，方能苟延残喘。但是满清贵族还是不甘心的，坚持认为汉族人还应当老老实实地再做三百年家奴。对于汉族中的有功者，一向持故意贬抑、打压的政策，甚至存有“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严重反动思想，不惜通过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益，来换取对其民族压迫统治政权的支持。维新派要改革八旗，要裁汰绿营，要让官僚机构中的冗员回家，要废除八旗子弟不劳而获的特权，要结束八股取士制度，这些措施对于那些守旧者来说，条条都无异于晴天霹雳，于是他们愈加紧密的抱成一团，发誓将所有新政扫荡干净。改革固然有利于国家，但不得不考虑诸多阻力，不能对形势和困难作出错误的估计，需要选择适合的实践方法，逐步消除障碍向前推进。

第三，这场改革未能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在危急关头，维新派几乎毫无有力的应对手段，只能是任人宰割，坐以待毙。试想当时慈禧发动政变以后，如果维新派有足够的实力，完全可以也发动一场政变或兵变，将政权给夺回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不就有反对改革的军队一度逼近首都，结果又被政府军在伏见、鸟羽附近给尽数击溃了吗？慈禧政变前的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就发出密诏，称“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明显流露出悲观情绪，而八月初二日再次发出密诏，令维新派“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可见事情已经不可收拾。形势逆转之时，维新派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连营救出光绪帝都是个问题，于是只能由谭嗣同出面去尝试着游说实权人物袁世凯。可惜袁世凯是个大投机分子，根本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一面假惺惺的与维新派周旋，骗取了光绪帝授予的侍郎衔，一面又暗地里权衡，最终决定投靠旧党，出卖信任它的人们，为自己又增加了些政治筹码。袁世凯在出尔反尔方面属于惯犯，即便后来“参与”革命，又演出了复辟的闹剧。遗憾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看清这个人的本质，把这个人想的过于简单和单纯，甚至把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个人身上，这无疑是相当危险的策略。维新派的这个局限，后来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上，鲁迅先生以秋瑾就义为基础创作的小说《药》当中，就有着革命志士牺牲后，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居然用馒头蘸着他的血作药引的情节，这称得上是整个民族的羞耻。而谭嗣同在走向刑场的时候，京城有些愚昧无知的百姓，还以为他是个江洋大盗，按以往的惯例扔起了菜帮子。

这里再说说谭嗣同为什么要选择赴死而不是逃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慑于政治高压形势，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庸”的观念，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孔圣人所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宋朝以后，尤其是清朝时期，士这个阶层虽然勉强存在，却在独特的文化方面与之前完全断裂。按照中国的传统理念，士这个阶层属于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但是既然中坚力量都松垮了下来，连直言和为民请命都不敢，天天挂在嘴边的王夫之的名言“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成为一句空谈，整个民族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唯统治者权力马首是瞻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谭嗣同希望通过看起来可能有些“极端”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坚定的态度和坚强的人格，打破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为中国掀开新的一页。这种选择对于其个人来说是很残酷的，但对于整个民族来说，确实极其伟大和影响深远的。

五、结语

有人说，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颗彗星。彗星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通过燃烧自己的方式，来发出耀眼的光辉，去漆黑整个夜空。谭嗣同的一生只有三十三年，而其中最得意的阶段，又仅仅包括维新变法的一百天左右。但是，他就是在这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集中表现出了中国的士这个阶层目光高远、仗义直言、敢做敢当、舍身取义的全部优秀品质。

有不少人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华”，确实，明朝以后君主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思想和创造性的禁锢，以及清朝时期中原奴才哲学的盛行，让社会上相当多的人，尤其是中上层人士主动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明哲保身与崇尚清谈。但是在1840年以后，随着列强侵略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根源，重新主动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中。

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当中，有两个人物最值得崇敬。一位是梁启超，一辈子始终致力于传播先进理念，不遗余力地与各种腐朽没落势力作斗争，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长达数十年执中国近代思想界之牛耳。另一位就是谭嗣同，用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能力，推动着十分沉重的中国历史向前进，并且在最后用凤凰涅槃的方式，创造了数千年来所延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主义的新高峰。

谭嗣同在战术上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但是在战略层面，他和他的战友们让中国已沉闷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风气为之一新，开辟了一个勇于打破成规，积极锐意进取，主动探索创新，大刀阔斧改革的新时代。

黄浚在其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写道：“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短短三十二个字，让英雄的豪气跃然纸上。谭嗣同临刑前，在狱中墙壁上留下一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见，他是希望通过自我牺牲，来换取整个民族的觉醒，以一腔热血，彻底洗刷污浊的国家。

表面上看，慈禧之流在当时是暂时胜利了，但大量的史料表明，其内心是相当自卑和恐惧的。据说行刑之时，慈禧的亲信，名字威风八面的刚毅，都不敢正视准备迎接死亡的六君子。谭嗣同当着众人面，喊着刚毅的名字，要求其过来记下自己的遗言，结果刚毅吓得赶紧背过了脸去。谭嗣同最后的呼声只有十六个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可以想象，当时的刚毅听到这句呐喊的时候，估计全身都吓得发抖呢。

谭嗣同遇害后，康有为在海外写下这样的挽联：“有为安有为哉？复生不复生矣。”不过后来在其家乡湖南浏阳修建的谭嗣同墓前，华表之上的挽联更能充分体现这位英雄的浩然正气，具体内容是这样的：“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这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标签：中国改革家评传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