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间信仰和迷信

记得三年多前我和老婆去九华山游玩（请点击这里查看游记）的时候，攀登大天台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位看起来相当“虔诚”的“僧人”，每走三步跪拜一次，当然肩上背了个“云游僧人”的化缘布袋。老婆有些小感动，当即布施了二十元人民币。但没有过多长时间，就听路人说，这人刚刚被识破是个骗子，已经逃走，而我们休息的地方，赫然矗立着一块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的提示铁牌，说附近有假冒僧人出现过，大家不要轻信和轻易“施舍”云云~~~

其实在我天朝，西方那种比较“纯正”和“传统”的宗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单以佛教为例，虽然汉传佛教的信众要远远多于另外两大分支——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但真正保留了释迦牟尼生前理论的，还是人家南传佛教。至于被朝鲜、日本、越南（部分地区）佛教界视为母国的广大汉传佛教地区，自两千年前（东汉明帝时期，大约为公元28年至公元75年）传入我天朝的时候起，就一直经历着本土化、“通俗”化的进程。南传佛教最为典型的特点就是保留了佛教在古印度的创始初期的经典，包括许多不为常人所读懂的巴利文经典。而汉传佛教的主要理论来源则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这四大译经师的著作。这四大译经师的理论与翻译水平相当了得，但正因为水平高，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根据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对原著作做了一些“解读”，间或会根据我天朝信众的“好恶”做了一些调整和演绎，当然，这都是为了更方便的传教。尤其是最著名的玄奘法师，把《西游记》之类作品和传说所附加在其身上的神话色彩给去掉，他还是汉传佛教八大主流派别之“法相宗”的创始人，并创造了“唯识”学这样极为高深的哲学与宗教理论体系，就这个体系本身来看，即便没有中国特色和当时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成分，至少也是对先前的佛教理论做了较大发展。后来，宋朝的朱熹则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想把儒、道、释三家给统一起来，虽然他的这个想法没能实现，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道、释都被深深刻上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烙印，同时又表现出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新特点。

要说广泛性和群众（尤其是中下层群众）基础，宗教一般比不过民间信仰和“民间信仰化”的“宗教”。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相对晦涩、高深的哲学色彩，而民间信仰一是常常使用“大白话”，并且有普通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田间地头即可以完成传播。二是虽然有时候显得有些复杂、混乱，但总是切中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不拘固定形式，充分利用各式各样可以被神化与幻化的事物，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特点。三是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强调仪式的严肃性和组织的规范性，反倒有很多机会与节庆等较为欢乐的，以及（宗族/地域）祭祀等较为常态化的民间活动相结合，大家都不会轻易拒绝的。

现代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管理体制，总是试图将宗教之类的活动和组织纳入到一个较为“正统”的监管体系中（注1）。但至少就我天朝而言，“正规”的宗教这一块有望管起来，民间信仰却是难以有效监控，明确界定的，此外，民间信仰活动和组织的参与者，又带有极大的自发性，甚至加入和退出都比较快，理论上几乎管不住，也无从得知从哪里下手。

不过，还是有一些可以作为的地方。比如党一定要认真管好自己内部的成员，要求坚定无神论信仰，不允许有人胡思乱想，胡说乱干。又比如要详细区分民间信仰和迷信。可以让群众自治的，就完全放手给群众，只要别太过分，就无可厚非，即便其中带有浓厚的功利性，也要充分考虑群众（尤其是中下层群众）的需要和约定俗成现状，给予足够的包容，毕竟现在社会还不是那么进步嘛。而可能危害到社会稳定与进步的，一定要旗帜鲜明的予以禁止，并扎实做好必要的教育宣传工作。

据网络“传言”，我天朝仁波切最集中的居住地不在青海和西藏，而是在帝都的朝阳区，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说明某些宗教已经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不仅仅异化为民间信仰了，甚至已经沦为一种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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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近代以前，西方神权要高于俗权，不过，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过宗教势力控制政治领域的情况。近代以来，大部分国家相继建立了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并且要服从于政治和法律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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