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笔记12-【对今天的启示】周朝的“封邦建国”与斯大林的“封建社会”理论

1938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出，社会发展五个阶段依次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为其初级阶段）。按照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欧洲的中世纪属于“封建社会”。再将这套标准“生搬硬套”到中国，把夏商周三个朝代划为奴隶社会，倒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将之后的秦朝至清朝划为“封建社会”，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来看，就有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了。

实际上，1859年马克思在《〈ZHENG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一种比较灵活、开放的表述方式。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与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些教条主义者们，硬是将马克思的理论简单化，庸俗化，甚至是扭曲了。比如郭沫若就单纯的从历史学角度，而极少考虑哲学方面的因素，并想当然的认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特别声明：“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句话的核心就在于，马克思坚决反对有人将他的某些具体论述过分拔高，而是要求就事论事，时刻坚持将具体的语句放到相对应的具体情况中去，而不能随便将其升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更不能将其错误地作为公式，到处去随便套用。马克思作为一名哲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只是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原理，认为这是社会演进的主要动力，但从未进一步抽象出某种具体的规律，并认为这种规律决定着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这就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即从来谦虚地对待自己所未能掌握的领域，从不随意吹嘘自己是一名历史学家。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被中断过，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与中东、欧洲、印度等地区的历史有着诸多不同。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仅仅在周朝的八百年期间，采用了“封邦建国”这种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比较相似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到了战国末期，由于秦国的崛起和统一全国，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形态新的主要特点，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始终维持着这种独特的形态。

就更加严谨的分析来看，周朝的“封建制”，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也还是有着诸多体制方面的差异。比如周朝“封建制”的最重要基础，是“宗法制”，这是一种主要基于血缘关系的分封制度，诸侯最初都是周天子的兄弟、子侄（功臣和前朝贵族们仅仅作为补充），卿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子侄，整个国家被控制在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王族”的手中，所谓的“君臣”，在某种层面上又是“父子”。这也使得中国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以基于“亲属关系”的“道德”作为天下的基本准则，即帝王在“行政权力”之外，还充当着普天下共同“慈父”的角色，以“道德”作为重要统治手段 。这就是“周礼”。这也促成了几个重要理念：“家天下”，帝王没有“私事”，帝王以天下为“家”，普通民众和士大夫群体的“小家”共同构成了普天下这个“大家”等等。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国王与诸侯间，诸侯与骑士间并不强调血缘关系，主要是维系着“授予-效忠”的关系，这是一种更偏向于商业色彩的契约关系，与“道德”没有什么联系。

以上所说的这两千年来的东西方差异，也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与欧洲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中国更强调传统与秩序，欧洲则是迅速建立起基于商业原则的资本主义体制。这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差异影响至今，不仅让中国与欧洲在过去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有所不同，也会让两者在未来的方向继续着不同。

改GE开放后，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12卷22本）》的编写过程中，因为认识到了过去几十年来苏联与中国历史学界部分理论的不恰当，对中国历史仅仅做了“远古-上古-中古-近代”这种比较粗略的大分期，然后又进一步细化到各个朝代，这倒是比较中庸的一种态度。

目前，在中国历史学界，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客观的说，这不单单是一种思维定式，还因为尚未出现新的比较系统的社会形态演进（分期）理论。

就更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其一，汉朝到明朝的这一千多年时间里，居于金字塔顶端专制君主与数量庞大的士大夫群体（门阀/军功等贵族/职业官僚群体等），实际上还遵循着一种分权，相互支持，而又时不时博弈的状态，这使得国家和社会形态更加复杂化，离欧洲那种“国王-封建领主-骑士”相对简单的结构相差更远了。

其二，中国从秦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里，并不是欧洲那种“封建领主-庄园农奴”为主体的形式，而是普遍存在着自耕农，接受国家授予的田地，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徭役的情况，如果投靠地主豪强并成为其农奴的人数和比例大大增加，那整个王朝的财政和统治就会受到极大破坏，以至于发生改朝换代。

其三，秦朝完全废除了周朝的分封制，代之以普天下一体的郡县制，即单一制国家形式。随后的两千多年里，虽然有公侯伯子男这些称号，但已经都只是单纯的爵位，作为给予待遇的标准，而再也没有周朝那种“裂土分疆”的情况了，甚至连具体的“封地”名称都不再确定。

1954年，郭沫若在重新付印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承认：“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根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我这样得出的结论，不仅是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资料的不正确，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尽管我根据的公式是确切不移的真理，但我如果把球体的公式拿来计算圆面，岂不会弄出相隔天渊的结果来？”

需要认识到的是，欧洲（古罗马等），埃及，中东，印度和中国，放大到两千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大视角，其发展轨迹都各自不同的特点，而绝不是遵循着统一的，相对简单的某种规律。这才是唯物史观所应当具有的正确的、客观的、理性的态度。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的连续性，是成为社会发展史最完整研究样本的重要条件，但这也并不能意味着中国的经验，中国的规律可以直接套到世界上其它文明体上。至于反过来的操作，则更是落入了教条主义的窠臼。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学界开始积极跳出狭隘意识形态的范畴，从更加纯粹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研究历史，而不是为了证明某个ZHENG治理论去极力地寻找历史方面的“证据”。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表现，也是回归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础。正所谓：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方法论，但并不是处理具体问题的某种方法，更不能机械的套用其中的个别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