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24-当流氓遇上大流氓

1927年，刚刚18岁的吴晗考入之江大学（今天浙江大学的前身），一年后又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成为时任校长胡适的重要门生。1930年胡适北上，亦介绍其通过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关系，先是进入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后以文史、英语两科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实际上，早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时候，吴晗已经在国内历史学界崭露头角，得以聘为云南大学，乃至西南联大的教授。不过，差不多在1943年以后，吴晗再也没有写出一本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反倒越来越一位“社会活动家”了。

如果说吴晗耐得住书斋的寂寞，坚持做一名纯粹的历史学家，还是很有可能在历史学界取得一定成就的，毕竟在早期的明史研究这个领域，吴晗还是绝对有些分量，并获得充分承认的。可惜，吴晗误入了也许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领域，不仅彻底搞砸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最终还落了个家破人亡的后果。此外，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吴晗在误入歧途之后的有限学术研究，已经严重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主要是从狭隘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搞“影射史学”、“命题史学”，即通过分析历史来影射现实中的政治现象，甚至不惜先设定出结论，然后才去“针对性”地寻找适合的佐证材料，而在此过程中，包括运用曲解或是断章取义的“论证”方法。

1948年11月，因为担心蒋介石集团的迫害，吴晗选择投奔解放区，抵达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这类路线在那个时代（最早开始于抗战时期）很常见，就吴晗这单个事件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较真的地方。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吴晗彻底蜕变为一个政客，为了攫取政治上的利益和地位，居然时不时向领导者献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迎合上意，当然，他的这些献媚是属于“高级粉”这个层次的。比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吴晗就写过一本讽刺蒋介石的书叫做《朱元璋传》，到西柏坡以后，为了向“毛左”集团表功，又翻出来多次修改，改的面目全非，但是，仍无法让“伟大领袖”及其“追随者们”完全满意。不过，吴晗总算取得了“御用文人”的身份，在几个月后（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时，捞了个接管北大和清华的“副军代表”的职位，真是“衣锦荣归”啊。

1951年开始，新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自我膨胀"到了新的高度，为主动迎合当时的大破之风，可能也有进一步巩固自己“革命者”形象的考虑（估计他的对‘革命者’的理解就是‘大胆地、毫无顾忌地破坏一切’），悍然决定把北京的城墙、牌楼和部分寺庙、古建筑都给拆掉。最近几年有不少人指出，吴晗当时压根就是在拍着屁股做决策，因为先前并无足够证据证明，北京的古建筑是妨碍交通顺畅的最重要原因，而后来的实践又证明，在被拆毁的城墙地基上修筑的二环路，足以堪称世界上堵塞程度最高的城市道路。据说吴晗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还当面斥责梁思成，说：“你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你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把这位世界级的专家硬是给当场气哭了。吴晗当时还气势汹汹的表态：“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认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试想文革如果提前15年发生的话，吴晗说不定就能成为一员“闯将”呢。另外，从这些话中还可以明显的看出，此时的吴晗已经不再把学术、科学之类的东西当回事，而是迫不及待地爬上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气味的飞驰的列车。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反右扩大化”在国内愈演愈烈，于是，和“跳梁小丑”界代表人物郭沫若一样，吴晗又翻出了1948年前往解放区前夕，自己所掌握的民盟内部的一些资料，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这篇文章里有这样杀气腾腾的句子：“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但正是这样的表态，为吴晗赢得了当时在场者长时间的鼓掌，接着，吴晗用自己老同事，民盟领导人罗隆基（1965年被迫害致死）、章伯钧（1969年被迫害致死）的鲜血，最终染红了自己“入党”（时间为1957年）的“红顶子”。当时吴晗炮制了一个词组叫“章罗联盟”，虽然说后来这类词组层出不穷，比如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比如刘少奇、邓XP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每一次回顾这些彻头彻尾的莫须有，却常常能够致无数人于绝望和死亡境地的词组，都会让我们不寒而栗。

据说在1955年，根据“首长”吴晗的“暗示”，国内建筑界还对“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建筑思想”开展了集中批判，而此举的重要副产品就是，吴晗奠定了自己作为“与时俱进”的领导者和历史学家的“光辉形象”（注1）。

不过，吴晗的“个人努力”和“突出表现”，并没有确保其一直“风光”下去，反倒是让其很快迎来了巨大的祸事，因为文革爆发之初，政治流氓吴晗就吃惊地发现，自己遇上了大流氓姚文元，当然，吴晗应当庆幸的是，还没有直接面对超级流氓康生呢。1965年11月，姚文元首先从五年前吴晗写的一部名为《海瑞罢官》的剧本入手，联合野心勃勃又心狠手辣的“第一夫人”，诱导“伟大领袖”说出这样的定性之语：“'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其实，在1960年这个剧本最初面世的时候，“伟大领袖”大体上还是比较赞许的，但只过了五年时间，就改了口，不知道是老糊涂了，还是当初就有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就像反右扩大化的过程中，先让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接着再一一拿下那样。不管怎么说，从1948年投奔解放区到1965年政治生命的终结，吴晗的政治投机生涯，总共只有短暂的17个年头。

吴晗在狱中自杀于1969年，据记载，其死前被拔光了头发，嘴里时不时被塞入沙子，而且，死后骨灰就下落不明。1980年，“三家村”（注2）作者之一的廖沫沙，在吴晗身前的一张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就是：“可怜一觉金陵梦”。

行者认为：

首先，

人生大致有两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属于绝大多数人，唯一的要求就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如果没有大本事，完全可以安心做个普通人，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着。如果有一些水平，就耐心的、专心的研究出些东西，这是可以为社会进步做出一定贡献的。

第二重境界属于鲁迅先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与其被普遍认同的成就相比，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尤其是始终坚持真理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所崇敬的。鲁迅先生的正派，达到了即便是党内同志，也不徇私情，即便是党的领导人，也不留情面的程度，这是最让人高山仰止的风范。

吴晗的悲剧，在于其试图向鲁迅先生的境界靠拢，没有成功，或者说就学到些皮毛，而真正精神层面的东西基本上没有摸到，却又失掉了做回普通人的机会。再加上遇到了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极左的环境，以及随后文革的愈加疯狂，把这个人完全给葬送了。要知道，鲁迅先生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向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仅仅对少数敌人才使用“横眉冷对”的态度，而吴晗在“自我膨胀”之后，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甚至自己看不惯的，都要按照“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原则，一律加以消灭。

其次，

现在有些人常常天真的以为，崇尚“文革”是一种“时髦”，殊不知，这段历史，以及让这段历史发生的之前许多基础，都严重突破了人类的底线，即让人沦为了禽兽。这样变化的后果是，所有一切都失去控制，包括一时的得势者也没有办法掌握住局势了。

而防止国家、社会和无数个体的此类悲剧重演的关键，就是更深入的反思，更坚决的切割，把一切崇拜、迷信、疯狂、倒退、愚昧的东西全都给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并充分认识到那段历史可怕、可悲、可恨的特点。虽然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有点困难，但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再也禁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再次，

文革绝不是一段孤立的历史，而是与之前几十年的进程有着紧密联系和发展演变（一步步恶化）上的延续性，同时，这段历史与之后几十年直至今天的新变化，也有着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吴晗的个人经历，与文革及文革前的几十年历史，以及那个时代整个国家的大环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在文革结束四十周年的这个时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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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上世纪五十年代，吴晗利用手中权力和为了巩固自己地位，犯下的重大错误还包括挖掘明定陵（最早甚至计划挖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改建故宫（后因阻力太大而未能实施），强行从民间低价“收购”文物等。

注2：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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