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04-重温《孝武本纪》

十多年前，【行者】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小县城工作。漫漫长夜，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聊天的人，只能耐着性子，把《史记》等几部著作，从头到尾读一遍。

《史记》有许多非常精彩的篇章。比如《魏公子列传》。【行者】十几岁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这篇人物传记的大部分章节，此时的【行者】二十出头，在又一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之后，仍能够深深感叹那个时代波澜壮阔和那些人物的慷慨激昂。

当然，那时候也有未能深入理解的内容，比如《孝武本纪》。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按照几千年来的治史“惯例”，一般都不会尝试去写“当代史”，然而司马迁记录的很详细，并且作为“帝王本纪”的收官之笔。不过，【行者】当年首次读到这篇文章，感觉几乎看不到什么有意义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祭祀和鬼神方面的事情，与现在“正常”史书上记载的汉武帝形象有很大出入，以至于一度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连续耕耘了十四年，写出超过五十万字之后，有些疲倦了，下笔这时间顺序上的最后一篇，选择了匆匆结尾。

后来，【行者】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流传至今的《史记》，并不完全是司马迁原创的最初版本，而是在司马迁去世后，汉朝皇帝们组织其他史官做了一些删改，按照“为尊者讳”原则美化出来的新版本。客观地说，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无法解释《孝武本纪》是如何逃过层层筛查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最后一集安排了这样的情节，临终前的汉武帝召见了司马迁，告诉他自己已不再记恨其为李陵辩护的事情，并希望亲眼一睹被藏于乡间的《史记》。读了《史记》的部分章节，汉武帝怒至吐血，但最终选择了接受这部史书，而不是下令查禁，同时，交待霍光公布罪己诏，作为自己一生的盖棺定论。【行者】认为，虽然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发生过这件事，但这样的情节设计在逻辑上却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汉武帝绝对称得上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不畏惧，不屈服，曾经冒着被全天下质疑的风险，将古代的“意见领袖”——史官司马迁给下狱和处刑。但汉武帝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终究是妥协了，妥协于霍光为首的士大夫集团，放弃了自己追求和坚持一生的君主集权之梦。汉武帝清醒地意识到，在其百年之后，很难有后世子孙可以达到自己的威望，像自己一样掌握住庞大而复杂的权力，但他能做的，只有赐死钩弋夫人，对于将来会直接废了昌邑王（海昏侯）刘贺的霍光及其背后士大夫集团，却是毫无对策，只能接受这一历史进程。

汉武帝的晚年，仍希望延续之前的战功、政绩和辉煌。在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将们纷纷凋零之后，汉武帝轻信了乐师李延年的弟弟，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不久，汉武帝就被打脸，获悉李广利在出征前与丞相刘屈髦密谋，拥立刘髆bó为太子，后来，李广利还直接投降了匈奴。之后，汉武帝又开始宠幸江充等人，觉得这些人才可以放心，结果在一群佞幸的蒙蔽和诱导下，误杀太子刘据，并导致皇后卫子夫自杀，不仅损失严重，影响很坏，还得罪了整个士大夫集团。

司马迁应该目睹了汉武帝晚年的这一系列悲剧，并可能成为他决定写出《孝武本纪》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为了简单记录下前面的历史，而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中每篇人物传记的结尾，都会有一段“太史公曰”，这才是全篇的精华，表达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充分展现了他的理想。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按照诸葛亮的睿智，不会对西汉和东汉作出“非黑即白”的区分，这句话更应当是一种隐喻，告诫“后主”刘禅不要意气用事，即便身处复杂多变的环境，也不要贪恋对权力的所谓“掌控”和不正确运用，还是要始终多听各方面的意见，以避免重蹈“先帝”刘备夷陵之战的覆辙。

如今，【行者】四十岁了。有些感悟是新的，有些看法还在坚持。【行者】认为，重温历史，需要从前人的经历中总结规律，吸取经验教训，而不应当是寻找为当代刻意地寻找“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更不能被某些人送入“信息茧房”。

就较长时期来看，历史从来都不是“胜利者”所书写的，更不会被“权势”所垄断。基于这个认识，汉武帝意识到若干年后，自己做过的事情，将会“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于是选择了与士大夫集团和解，与史官和解，与全天下和解。一千三百多年后，文天祥在狱中，面对着自己的抱负和事业都归于寂静的现实，也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在墙上写出“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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