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家评传2-张居正

一、引子

【当年明月】认为，张居正不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人物，至少在中国传统意义的品格上，不及同时代的官宦楷模，如海瑞。但是他用自己57年的经历证明：即便遇到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陆陆续续得到了很多，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很多之后，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做良心，另一个叫做理想，始终坚持着没有丢弃。

二、名相的成长经历

张居正（1525年－1582年）的祖籍是安徽凤阳，其先祖张关保为朱元璋最初起兵时的班底，明朝初年被封为归州（湖北秭归）千户。但是张居正的曾祖父为庶出，无法继承此官职，于是这一支便迁居到了湖广江陵（湖北荆州）定居下来。

当时的江陵是明朝宗室辽王的驻地。将宗室子孙分封到各地是秦朝以前才普遍存在的体制，朱元璋重新恢复这个体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皇室的统治。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没今年，其第四个儿子朱棣便利用了这个体制的漏洞，成功造了其指定的继承人建文帝朱允炆的反。造反成功后，永乐帝朱棣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体制的危害性，于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将各地藩王由手握重兵的诸侯变为画地为牢的囚徒。不过即便在皇帝眼里仅仅是个异地关押的囚徒，但毕竟是皇帝的血亲，地方官对这些藩王还是不敢小视的，这也就给这些藩王创造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条件，张居正便是无数个受害者之一。

史料记载张居正属于英雄出少年的类型，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便在乡试中以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引起了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璘的高度关注。正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时候，故乡那位年纪相仿，嫉妒已久的辽王策划了一个恶毒的阴谋：召见张居正的祖父，时任辽王府护卫的张镇，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得而知，但张镇从辽王府出来之后，不久便不明不白地去世了。这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春风得意中的张居正，让他看到了特权的力量，同时也促使他走上了不断争取更大权力并希望独自占有的道路，最终形成了几乎是孤独一人的改革，这也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因为时任湖广巡抚的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当时张居正未成功中举。但是因为他的才气逼人，三年后其16岁时还是中了举人。七年后，23岁的张居正中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不仅与未来的内阁大学士李春芳、殷士儋等人成为同学，还被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未来的内阁首辅徐阶（当时尚为大奸臣严嵩掌权时期）所看中。不过三年后爆发了“庚戍之变”，蒙古兵打到北京近郊，张居正对严嵩的幻想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带着一腔愤懑请了病假，用三年的时间作了一次全国游历。

正是这次游历，让张居正看到了与过去所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景象。过去他从来没有缺过衣食，通过轻松的进学，很快就有了官做，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但现在他看到的是，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等到卖无可卖，就去扒树皮，吃观音土，最后因为无法消化，腹胀而死，这就是看似强大的大明王朝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悲惨景象。而与此同时，还是那个辽王，利用手中的特权，再次征召张居正陪自己吃喝玩乐。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于是张居正找到了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认识到了改革的极端必要，并从此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誓言。有人认为张居正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才能够下决心以最朴素的同情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只为自己的名利活着，但张居正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就像格瓦拉一样，勇敢地与旧势力抗争，为改变旧有的不合理制度而努力奋斗着。

在张居正之前，严嵩之后，还有两位注明的内阁首辅，分别是徐阶与高拱。

徐阶对张居正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安排张居正担任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右春坊右中允负责管理太子的往来公文，国子监司业是大部分候补官员门的坐师，这是品级不高却十分重要的官职，与帝国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徐阶不希望张居正与当时的奸相严嵩直接对抗，而是在为内阁首辅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培养着一位出色的继承人，实在是目光长远。徐阶卸任之时，他看到了在自己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而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

张居正曾经是高拱的知己，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尤其是徐阶即将卸任的后期，逐渐产生了嫌隙。客观地说，高拱和徐阶都称得上是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做过不少具体的努力的领导者，但是这两个人都缺乏彻底地改革弊政的气魄，从整体上看，明王朝仍旧是危机重重。于是，历史决定了他们不得不让位给张居正，以便来实践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国家大踏步走出困境。

三、张居正改革能够推行开来的时代背景

正如上一部分所说，明朝体制的痼疾，决定了实行较大规模改革的必然性。早在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便是外强中干本质的集中暴露。而后来的正德、嘉靖两位皇帝的怠政与荒淫，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衰落。因此到万历皇帝即位之时，整个国家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不得不寻求革新之路，这是张居正能够将改革事业推行开来的核心条件。

其次是社会舆论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心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张居正的前辈徐阶就是王守仁理论的奉行者，而到了张居正主政的时期，这个理论更是迈上了新的台阶，为张居正制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是东林党的崛起，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能够证明张居正属于东林党，或是与其在广义上称得上是一个派别，但是东林党势力确实在客观上推举了张居正、徐阶、夏言、杨廷和等一批名相，并在张居正去世之后继承了他的多项政策，为明朝开创了多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如果没有东林党在社会上尤其是舆论方面的支持，张居正不一定能够将改革事业全面推开来。

再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共识。既包括大家都熟知的李太后和“大伴”冯保的鼎力相助，而整个文官集团，乃至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是国际矛盾的暂时缓和。此前胡宗宪、戚继光等名将基本平息了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使得明王朝至少可以单独面对北方的蒙古强敌。此时明王朝有了一个机会将大部分焦点转移到自身内部，从而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若干矛盾，这是启动内部改革的重要条件。

四、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影响

张居正的改革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在其入阁但尚未成为首辅的隆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张居正认为，明王朝有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鳏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匱。”为此主要采取了四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一是在政治上，厉行“考成法”，同时大力打击豪强势力。一方面加强考核，明确赏罚制度，强调用人唯才，淘汰玩忽职守，因循守旧，或是不作为的官员，提高行政效率，强化社会治安与治理。另一方面拿大户和豪族开刀，树立国家法度的尊严，营造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缓和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

二是在外交上，主要对北方的女真族，尤其是蒙古族势力实施“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调抗倭名将戚继光守蓟门，调另一位名将李成梁守辽东，在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全面强化军事防备。另一方面加大怀柔的力度，封蒙古族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等地开设马市，以推动贸易交流为手段，促进了战事的消弭。

三是在防灾上，主要是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和淮河，使黄淮分流，减少黄河泥沙对淮河的侵害，降低了华北至华东地区水灾的发生频率，让漕船能够顺利到达北京。这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南北方经济的交流，并成为后世治理黄淮的基本模式。

四是在财政上，实行“一条鞭法”，这是整个改革的核心与创举。“一条鞭法”的根本目的是整顿赋役制度，清查豪强侵占并瞒报的土地，扭转国家的财税危机。“一条鞭法”的主要举措是将各类税收和全部徭役“并为一条”，既是国家便于掌握，又使百姓容易明白，还能够有效防止官员的曲解和贪污。“一条鞭法”的特色创新是除了部分米麦丝绢仍交实物之外，其余的税负和徭役均折成现银征收，这是对明朝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这个大环境的主动适应。“一条鞭法”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这为将来在清朝最终形成的“摊丁入亩”，即彻底废除人头税，放松国家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作了最初的尝试。

五、张居正改革最终失败的必然性

张居正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业已形成并日益固化的明朝诸多体制，这也是其改革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明朝乃至清朝的基本体制，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叫做“洪武型”的类别。“洪武型”体制是在秦汉的进取，隋唐的开放，以及宋元的自信之后，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社会的一次全面收缩。黄仁宇先生指出：明朝的财政和税收统统以较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只注重原始型的生产，而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的增进。史料记载朱元璋曾经试图建立一套极为详细且亘古不变的体制，甚至包括每一个清洁工早晨上班时应当先迈哪只脚的规定。虽然永乐帝朱棣很快就突破了这个体制的某些细节，但是就整体来看，国家仍然在向着穷途末路的方向前行，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牢牢钳制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任何创新，一切政治体制改革都将成为不可能，国家与社会完完全全走入了死胡同，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历史大规律。

张居正过于理想化的思想也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是“一条鞭法”需要建立在财政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当时的明王朝，没有集中的国库，也没有出色的采买机构，绝大多数官员还是习惯于收取实物，同时要求纳税人亲自服役，这种管理素质和认识局限，严重制约了“一条鞭法”的深入推行。

二是“虚君实相”的体制无法在君主专制主义走向最高峰的时期推行和持续。易中天先生认为，“虚君实相”体制是三国时蜀国创立的非常先进的封建国家管理模式，“虚君”掌祭祀，迎合了“家天下”的历史需要，而“实相”主具体行政事务，选拔最有能力的人治理国家，是对君主专制局限性的补充与优化。但是这种体制是无法长久的，即便是刘禅，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也迅速将各项权力重新笼络到自己身边，万历皇帝更不是傻子，因此对权力有着极强的欲望不难理解，在张居正去世之后，甚至采取错误的报复手段来对待新法，而不惜让历史发生倒退。

三是张居正的改革始终未触及中层尤其是下层的结构。黄仁宇先生曾经就蒋介石的失败与毛泽东的成功做过比较，认为蒋介石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简单的认为只要与陈独秀之流搞点觥筹交错就行，而毛泽东认识到了必须踏踏实实地到工农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张居正的改革亦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和利益调整，而缺乏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基础，这样的话，最终被少数人推翻，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最后，正如本文第二部分第三段所说的，张居正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信奉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以为一人担当，孤军奋战能够取得成功，自始至终未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也没有建立起确保各项政策能够持续下去的长效机制，所以，当旧势力反扑过来的时候，整个改革就如同昙花一现了。

六、对今天的启示

张居正的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场最伟大的革新运动。这场改革成功解决了北方边患，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许多年的和平环境。这场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诸多矛盾，不得不承认有效地为明王朝延续了寿命。这场改革扭转了入不敷出的严重财政危机，为万历“中兴”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国家体制基础，甚至可以说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中国由古代向近代的最早转型。这场改革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为进一步改革先前的“两税法”，为开辟“摊丁入亩”模式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当然，这场改革最终未能取得成功的，给了今天的我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启示：

一个是个人的能力再强，也压不住历史的大趋势，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唯有顺应当时的历史状况而已。其实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清朝雍正时期已经基本实现，不是雍正比张居正有多厉害，而是历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必须采取更新的管理措施了。

另一个是《邓小平时代》的作者杨继绳先生所说的：理论家应当超越历史，不超越就没有创新。但是实践家必须立足现实，不立足就无法生存。固步自封与改革根本对立，但是如果出现冒进，改革同样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会带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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