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67-别去明朝当皇帝

明朝中后期，民间广为流传着一本小说，不是《三国演义》，不是《水浒传》，也不是《西游记》，而是——《金瓶梅》！ZHENG府作为“道德”体系的坚定维护者，自然是要“严厉”禁止此类图书流传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基层ZHENG府又常常奉行一种“管不住就不管了”的原则。其实这个原则，在明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期间，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称得上是一种国家管理的“潜规则”了。

《金瓶梅》不同于我天朝的四大名著，不写神仙妖怪，不写国家大事，不写侠客传奇，也不写名门贵戚。《金瓶梅》写的都是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在一个家庭里转来转去的。这是不同于以往的一种全新的视角，突出反映了明朝市民阶层的口味，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虽然这与我天朝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向所不同，却适应了明朝中后期快速发展的市民阶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明朝政府自朱元璋、朱棣之后，便改成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尤其是万历皇帝执政的后半段。那时候，连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设计的户籍制度的核心——黄册，都没人用心去管理，只要有钱有能耐，别说全国各地随便跑了，就是漂洋过海到日本去，也不会有官府去过问的。

《三国演义》还是一种半文半白的写作风格，《西游记》和《水浒传》则已经过渡到明朝中后期在市民阶层中广受欢迎的说书人表达方式——大白话，而《金瓶梅》的字里行间，更多地加入了口语、方言和市井俚语，这就与市民阶层的读者在距离上走的更近了，反映了明朝市民阶层的强势崛起。明朝时期，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在物质和文化娱乐方面形成庞大需求，也具备了在ZHENG治方面表达诉求的倾向。市民自治渐渐地还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相呼应，实际上，欧洲近代MIN主体制的发端，也最早来源于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这是与明朝的情况有着高度相似的。

兰陵笑笑生的本意，也许是将《金瓶梅》作为一本反面教材，相当于警世恒言、醒世通言之类的，但不免会有神经过敏的官老爷，认为这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不过，按照明朝的体制——正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管不住就不管了”的状态，《金瓶梅》并没有遭遇到严厉的“焚书”措施，反倒是在当时广为流传，并完整地保留到了后世。

不过，明朝皇帝不怎么样，以及明朝政府的“控制力”不怎么强，并不能代表明朝的整个国家治理不怎么样。明朝中后期，实际上已演变为“虚君”体制，即受过专业训练，并通过科举体系考核的职业化官僚群体，来担负国家治理的具体责任，至于那个“国家的象征”——皇帝，更大程度上仅仅是充当了“国家的象征”，并没有足够力量和手段来改变国家体制与发展进程了。

明朝的这套体制也是有着长期历史渊源的。自汉朝以来，我天朝的ZHENG治体制就一直是一种皇帝垂拱，官僚集团总揽朝纲的模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试图改变这种“惯例”，废除了宰相，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但这项实践很快就失败了，仅仅维持到其子朱棣执政时期。再往后，便是新设立的“秘书机构”——内阁逐渐掌握了大权，重新架空了皇帝。

明朝中后期，重大决策的第一步，叫做廷议，已经带有高度的MIN主化协商的味道。内阁强大的时候，票拟则是处理政务，敲定决策结果的最重要形式。而皇帝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沦落为对内阁决定履行一种认可程序罢了。之后还会有六科给事中的“复核”，如果这群人认为不合适，即便皇帝与内阁意见都完全一致，也会被直接封驳。因此，处于中间阶段的皇帝，意见如何，甚至是否发表意见，对于官僚集团来说，都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于是，有皇帝干脆将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转交给了自己的“秘书”——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让这两个奴才去慢慢地跟庞大的官僚集团博弈去吧。

明朝的君臣关系，更接近于近代以来的ZHENG治契约。不过，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更重视自己与“道统”之间的契约，以维护“道统”为最高目标，而从未简单地认为自己是皇帝的雇工。

虽然明朝有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外加梃杖、诏狱等等，但都无法对官僚士大夫的风骨和权威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反倒是经常给皇帝脸上抹黑，“成就”了正德、嘉靖、万历等一个又一个“昏君”。同时，也成全了不少官僚士大夫们通过“批逆龙鳞”来“成名”的愿望。究明一朝，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宦官集团或是某个“DANG”（即便是最强悍的‘东林DANG’）完全掌握最高权力的情况，总是处于一种各方势力相互博弈，相互牵制的动态平衡中。其实，近现代以来的政DANG-ZHENG治，就是这么个状态。

漫长的古代时期，ZHENG治权力的传承主要有两种方式：世袭（立长，立幼，或是在血亲范围内选贤），选拔（察举，科举考试）。就“家天下”原则来看，皇帝这个“职位”选择范围很小。不过，完全可以通过体制上的设计，将实际执政权力交给德才兼备的职业化官僚，并在这个群体中建立一套比较合理的选拔、监督与制约机制，以此来确保国家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就皇帝来说，由于实现了“虚君”化，其个人素质与能力高低，已经对国家的发展，也包括皇族的利益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了。

明朝时，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把一切假道学都给打倒。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撕开了君主专制的“神圣”外衣，让普天下不再过于顾及皇帝个人的“感受”。明朝和宋朝，是我国整个古代读书人地位最高，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其中在明朝，县以下层级，读书人（乡绅）完全掌握了地方自治的领导权和主导权，让“皇权不下县”。而在县及县以上层级，读书人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也掌握着“道统”的解释权，这使得皇帝不得不服从于这个体系，否则，就只能承担“臭名远扬”的后果。

据说《金瓶梅》最早流传于明朝的万历年间或是嘉靖年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嘉靖则是专注于道教。然而，又有着“万历三大征”的辉煌胜利，至于嘉靖年间，也不乏有杨廷和、夏言、徐阶、张居正（注1）、戚继光等众多名臣、名将（注2），由此可见，嘉靖作为深宫里忙着炼丹的“宅男”，对于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没有什么明显的害处。

《红楼梦》更多展现了一种对世事无常的感叹，以及政治上失势的悲凉。而《金瓶梅》看起来充斥着极度的享乐主义，却又透出了市民阶层追求自由，反对旧体制和公权力过度干涉私人领域的思想，这正是近代化的最重要方向之一。

如果有着极其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思想，并且总是忍不住要发挥自己强大的控制力，那么，别去明朝做皇帝，搞不好，就会被官僚士大夫群体给整“抑郁”了，唯有以“懈怠”来表示反抗。然而，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不会有什么人关注皇帝个人的真实感受。但如果你认同自由、MIN主的理念，愿意在一套契约化的体制中做一点事情，并且能够接受与能力更强的下属的合作，那么，还是可以考虑穿越到明朝的。

客观的说，明朝大部分皇帝还是有些政绩的，尽管这些政绩不一定是由某个人独立完成的。不过，他们活的倒是挺舒服，因为把复杂的国政交给了才华横溢的高官们去处理，自己便能够宅在宫里，喝酒，玩耍，炼丹，以及做木匠活儿，充分发展各类兴趣爱好了，悠然自得，其实挺不错的^_^ 人这一生哪，不一定非要去追求某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只要自己能够心安，自己觉得快乐，别弄出心理阴影，别揣着阴暗心理，就行了。

曾经有人考证说，《金瓶梅》的作者名曰“兰陵笑笑生”，就是万历年间东林DANG的最高层领导者之一——赵南星！考证者还认为，赵尚书每天下班后，花了大量精力来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讽刺万历皇帝治下的国家，进而发泄对万历皇帝的不满。当然，在明朝中后期的体制下，皇帝想“公报私仇”，报复一下让自己不高兴的大臣，不是件容易事儿。反倒是大臣（甚至包括普天下的读书人——只要掌握了骂人本事）怒怼皇帝，并因此而“出名”，操作起来更容易一些，也更容易得到广大吃瓜群众的点赞^_^

这就是明朝的实际情况，ZHENG治上看起来乱哄哄，经济却高度繁荣（资本主义萌芽都出现了，只可惜清朝又将其扼杀了），文化上也百花齐放，最重要的还是整个社会，自由的很，开放的很，轻松的很，到处都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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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2日补充：明朝的衰亡，与明朝的ZHENG治体制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与明朝皇帝的素质和才能也没有太大关系。明朝崇祯年间的危机，直接原因是财政的入不敷出乃至崩溃，而深层次原因，则是土地兼并所致，加上明朝前中期人口的大量增长（注3），又加剧了这方面问题的爆发。土地兼并是两千年来各个朝代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并且是大部分王朝最终覆灭的根本原因。明朝只是未能跳出这个历史循环。但明朝维持了将近三百年，这在各个朝代中算最长的几个了，这本身就说明了明朝许多体制的相对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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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张居正在嘉靖年间，因为获得了徐阶的看重，完成了从官场最底层到中央级高官的全部跳跃，已升至掌翰林院事的职位，并为隆庆年间成为内阁次辅，万历年间最终升至内阁首辅奠定了重要基础。

注2：网上有人认为，严嵩也算得上是嘉靖朝的“名相”，但此人很是奸诈，还伙同儿子严世藩大搞腐败，这里就不列入了。另外还有海瑞，但【行者】认为此人比较迂腐，还偏执，这里也就不列入了，本站毕竟一向秉承着理性、中庸的立场呢^_^

注3：明朝前中期，主要集中在万历年间，红薯从南美洲经菲律宾等地传入我天朝，大大增加了粮食总产量，使得普通民众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后代，总人口自此出现大幅增长。但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全球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了一个小冰期。一方面，明朝ZHENG府的统治区域多地出现严重干旱，粮食减产严重，与土地兼并的影响相叠加，使得：其一，ZHENGH府收不到税，顾头顾不到尾。其二，官吏发不掉工资，不再与皇帝真心“合作”，崇祯最后只能自己一个人“死社稷”，而手底下官员则争先恐后去投靠北京城外的闯王了。其三，军队干脆在赶去“救火”的途中哗变。其四，民众也吃不上饭，只有揭竿而起。另一方面，长城以北游牧、渔猎民族居住区变得更加寒冷，促使他们“按惯例”南下掠惊，就和汉朝时的匈奴一样，但这个时候，一团乱麻的明朝ZHENG府，已经无力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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