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家评传3-商鞅

《中国改革家评传》的头两篇，说的都是最终失败的改革。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商鞅，虽然也未能躲过死后还被车裂，并夷全族的结局，但他所开创的变法事业却得以保存，并成为秦帝国迅速走向巅峰的最重要基础。

一、商鞅变法的背景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又被称为卫鞅、公孙鞅，是春秋时期大国和战国时期“小国”——卫国（注1）的远支贵族。商鞅年少时，曾经担任魏国名相公孙座的中庶子（注2），颇得这位领导的赏识。商鞅在魏国时，以喜欢研习刑名之学，并且学有大成而闻名于各国。公孙座病危时，一度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甚至不排除将其作为相国之位的接班人，但魏惠王对此人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公孙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建议魏惠王说：“王即不停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据说在魏惠王离开后，公孙座又将这些对话内容透露给了商鞅，并坚持自己是“先君后臣”。也许公孙座就是这么个“大公无私”的人吧，但“实用主义”至上的商鞅立马就飞奔出逃，一路向西，到了正在大张旗鼓地面向普天下求贤的秦孝公处，经过四次深入交谈（注3），终于赢得了这位雄主的青睐。

商鞅所生活的春秋、战国交接之际，是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最初成型于西周的一套宗法、政治和经济制度，已不再能够适应，更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部分诸侯国渐渐发现，周王室已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实力，唯有自己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开展改革，积极地走富国强兵之路，才能在“战国”乱世中保住独立、权力和地位。

这一时期最早的改革，实际上早在春秋中期便启动了，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齐桓公和管仲的“案田而税”，鲁国的“初税亩”等等，总体上看，这些改革都瓦解了西周沿袭下来的“井田制”，因为“井田制”体系中的最高管理者——周天子，已经沦落到了要靠强势诸侯支持乃至护佑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不再有实力行使土地的“国有性质”所有权人的“法定”权力了。

与商鞅更近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400年左右，还有魏国的李俚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等，这一时期的变法，在之前主要是改变经济体制和所有制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新增了选官制度（废除贵族世系和对官职的垄断），封赏制度，行政区划制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等方面的内容。不过，历史学界一直以来都普遍认为，这些诸侯国的变法都不怎么彻底，日益腐朽的宗法贵族集团仍然牢牢掌握着大权，政令反复修改，国内依然矛盾重重，未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解放起到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商鞅所投奔的秦国，地处函谷关以西，是一片多次被西北方向的犬戎等少数民族蹂躏的土地。西周灭亡时，“秦部落”的“首领”带兵护送周平王从故都丰镐“逃往”洛邑，周平王认为其有功，但已没有可以封赏的土地，于是就向西一指，说你们要是有本事收复被犬戎攻占的土地，就在那里建立诸侯国吧。周平王认为这只是一张口头支票，但“秦部落”却抓住了这个时机，用好用足了这个政策，真的驱逐了犬戎，建立秦国，首任国君为秦襄公。到了春秋中后期，秦国已基本统一关中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但是在继续向东扩张的过程中，遇到了当时最为强大的晋国。因为此时秦国的传统潜力已经用的差不多，又与齐国、鲁国等诸侯国一样出现了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于是在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启动了第一轮改革，称为“初租禾”，主要措施为不管“井田制”遗留下来的公田，还是历年新开垦的私田，都统一按亩计税，很显然，这属于封建地主制的经济形态和国家治理（税收）方法。

秦国最大的劣势，在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因为远离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心和主要农业区，常常被函谷关以东各国认为其开化不够，甚至与犬戎无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造就了秦国的最大优势。其一，敢想敢做，勇于创新，雷厉风行，后来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国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形容的就是他们打仗的勇猛和毫无顾虑。其二，不怕失败，反正也没有什么比现状更糟糕的了。这两个方面为商鞅推行自己的改革理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与成功条件

商鞅变法从公元前359年开始，到公元前338年（商鞅身死）为止，前前后后持续了二十年。可以说，商鞅的变法彻底改变了历史进程，秦国从一个几乎等待被淘汰的偏远国家，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从而在短短的不到十年时间里（公元前230年开始攻打韩国，至公元前221年齐国覆灭）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事业。新产生的秦帝国，疆域比之前的周王朝更为广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并一举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主体版图的基础。

1973年，伟大领袖写了首七律《封建论》，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名言：“百代皆行秦政制”。实际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所依赖的政治基础，大都源于商鞅变法的创造。经历了从商鞅变法（秦孝公时期）到秦始皇当政这一百年的发展，秦国的政治优势一步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并拉开了与其它六个大国的差距。商鞅变法完全改变了夏商周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新实行的封建地主所有制，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注4）制度，郡县制度，职业化官僚制度等等，在秦朝结束以后，继续沿用了两千多年，其历史意义是深刻而深远的。

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锐意创新，主动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井田制”的瓦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并不迟，早在春秋时期，这种情况便已经在大部分诸侯国陆续出现，只不过很少有诸侯国对此正式予以承认。一些统治者可能是拘泥于西周以来的“礼法”，另有一些统治者则可能是懒政，或办起事总是瞻前顾后。商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厉行“废井田，开阡陌”的政策。“废井田”是主动适应经济的“新常态”，将民间自发的改革行为纳入到政府统一引导的框架下，进一步推动历史的演进。“开阡陌”则是完全抛弃旧有的桎梏，充分挖掘潜力（开垦闲置、浪费的土地），把生产力更充分地解放出来。

（二）严格遵循法制原则，尽力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为秦国确立了严格、细致的法律体系。商鞅投奔秦国的时候，带去了魏国李俚变法时的重要著作——《法经》六篇，并在此基础上修订成《秦律》六章。秦国和后来秦朝律法的严苛，举世闻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有利于建立规范、稳定的社会秩序，有效降低非预见性，不确定性的风险。《荀子·强国篇》就有对秦国法制的称赞：“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商鞅变法体现了强烈的反对固步自封，复古和倒退的色彩。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商鞅要求在整个秦国境内移风易俗，增加人口，维护好社会安定，并统一度量衡（注5）。商鞅变法期间，曾遭遇秦国不少宗室贵族的反对，包括时年十岁的太子驷都被鼓动起来了。商鞅坚持推动社会进步，坚决不向腐朽没落势力低头，他郑重地告诉秦孝公：“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在落实了对太子傅公子虔，太子师公孙贾的处罚（黥刑）之后，宗室贵族反对变法的声音得以削弱，“于是法大用，秦人治”，“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历史从此开始脱离过去的羁绊，加速向前进了。

（三）把经济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实现机会面前的人人平等

对于秦孝公来说，商鞅治国理论中最能引起共鸣的地方，便是“富国强兵”之路。经济实力是开展国际竞争的最重要基础，古今同理。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耕”与“战”。在商鞅所建立的社会体系和封赏制度中，努力本业（耕地和织布）和参军杀敌，是取得爵位的最主要途径。参军杀敌存在一定风险，对身体素质等方面也有着诸多要求，而耕地与织布则是人人可以尝试的工作，这种制度有力促进了农业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为将来在战争中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实现机会面前的人人平等，鼓励民众积极为国出力，商鞅还毫不客气地废除了传统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代之以武功二十级爵制（耕织有功者，享受同等的晋升待遇），从根本上摧毁了不劳而获和传统中形式主义的温床。商鞅变法有效打击了春秋以来的空谈之风，剥夺了传统贵族对权力的天生垄断，建立起以军功贵族和文法吏为主体的新贵阶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管出身如何，均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功和劳，一步步增殖财产，提高社会地位。这种体制的先进性在于，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为中下层民众创造了便捷的、容易把握的上升通道，让人人有奔头，从而主动地为国家做贡献。后来的科举制度，从本质上来看，也是如此。

（四）高度重视民众的支持，建立政府的足够公信力

商鞅准备开始变法时，与春秋时期以来的其它诸侯国相似，秦国政府的公信力有时候也是得不到民间承认的。于是，商鞅首先导演了一出“南门立木”的大戏。据史料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政治学理论认为，改革能否持续地推进下去，并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商鞅在区分轻重缓急的时候，把“取信于民”放在最前面，在重新建立起秦国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上，新法“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达到了“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的目标，刘向（注6）在这段文字的末尾，还特别强调，“此所以并诸侯也”。实际上，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激烈反对的只有少数宗法贵族，即便是它们采用阴谋手段将商鞅这个“设计师”给打倒了，变法事业却依然没有中断，终止。反倒是这些旧制度的死硬维护者们，在商鞅身死之后，被更加铁腕，更富心机，更为冷酷的秦惠公给安了个“诬告”商鞅的罪名，连根拔起，一网打尽。要说秦惠公才是真正的权谋高手，先是用商鞅的性命为新继位的自己树立了威信——解决功高盖主的问题，又利用商鞅的死做了一回文章，彻底清除了改革的最后障碍。当然，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主要还是由于商鞅的努力，将秦国推上了正确的轨道，使得这列火车无法再偏离。

三、对今天的消极影响

直到本世纪初叶，在我国的历史学界，商鞅变法还都被认为是一件“绝对正确”，没有太大瑕疵的事件。不过在近几年来，伴随着对当下深化改革措施的思考，并追根溯源，发现有的体制最早成型于商鞅变法时期，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商鞅变法做更深入的研究。

客观的说，商鞅变法的部分措施，在当时并无什么问题，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渐渐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了。这是在今天需要我们来仔细分析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滥用运动式的治理方法

近代以来，“主权”与“人权”的辩证和博弈，成为政治学界、历史学界多次争论的重要焦点。在秦国向东方六国发起攻击的时候，商鞅所创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可以让秦国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在天下一统，进入到正常治理阶段后，其负面因素就无法避免的显现了出来。可惜秦始皇并未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继续高强度地征用民脂、民力，继续滥用运动式的国家治理方法，结果，让秦国走向战国时期最终胜利的体制遗产，又变成了秦朝覆亡的最重要原因，而这个朝代从建立到灭亡，只有十四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的时间。

《商君书》有言：“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将国家和人民如此对立起来，绝不是理性政府的正常行为，更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据统计，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至秦帝国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国先后发动和参与了52场战争，占同期战国七雄间战争总量（96场）54.17%，即便是在多国混战时期，这也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穷兵黩武。“计划经济体制”成就了秦帝国的“伟业”，但也让陈胜等人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并迅速带动全国范围的大起义。《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商鞅变法为秦国缔造了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二）强力控制，奴隶意识，愚民政策和特务统治

商鞅变法所处的时代，各国都面临兼并的压力或是被兼并的危险，需要把国家变成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同时把个人变成这台机器上固化的零件。这是提高效率和凝聚力的一种途径，但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实行强力控制，要求民众放弃自己独立的思想，禁止思考国家政策是否合理，禁止对国家政策的好坏发表看法，只允许无条件地执行政府的命令，毫无疑问，这是有悖于民主政治潮流的。

其二，“倡导”奴隶意识，即要求全国民众——包括大小官员——都作为君主的奴隶，严厉压制地方自治与民主，如果说君主真的具有雄才大略，比如像早期的秦始皇，那还勉强说的过去，但如果君主实在是个庸碌之辈——这才是更常见的情况呢，比如秦二世之流，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就意味着灾难性的后果了。

其三，配合奴隶意识大肆推行的，还有愚民政策。商鞅认为，唯有“耕”“战”才是国家的根本，其余的都属于“末”。商鞅所依靠的治国力量，主要为文法吏，即墨守秦律的官员，而当时富于创新性的群体，如商人、儒生（含学者、方士、隐士等）、游侠等等，均被视为“理想社会秩序”的大敌，即便采取“暴行”，也是要及时处置掉的。《商君书》有言：“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这样的观点，与后来被反复批判的常凯申的“攘外必先安内”原则，如出一辙。焚毁，禁止私自持有和流通《诗》《书》之类的典籍，在秦国最早是由商鞅确定的政策，后来越走越偏，直至达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顶峰。虽然“焚书坑儒”的细节总是存在着诸多争议，但其基本脉络，却符合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基本作风。

（三）户籍制度与特务统治，束缚个人发展和生产力进步

商鞅创造了“编户齐民”这种管理模式，也就是延续到今天的户籍制度的原型，这种体制在我们国家，长达两千年，未有变局。商鞅的制度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防止有过多的人“舍本逐末”，影响到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到战争资源的供应。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也就是在整个历史上占了大部分时间段的和平与统一时期，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便渐渐表现了出来，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负面影响还会越来越明显，其束缚个人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一面也会越来越突出。比如在元朝和明朝，就实践来看，按户分类“安排工作”的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几乎形同虚设，“非法”逃亡层出不穷，最大的作用，恐怕只剩下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搞搞“职业鄙视链”了。等到了清朝，统治者干脆取消了此项制度，承认了社会分工过程中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里再延伸一下，清朝的八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入关前，八旗作为兵民合一的组织，发挥了异常强大的能力，但是在入关后，八旗被国家给“供养”起来，号称专攻军事，战斗力却在不断下降，还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商鞅还特别推崇特务统治，规定“编户齐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同一个编制单位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将会被株连，而如果有人告密了，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这种鼓励群众相互告发，不断挑动群众相互斗争，以利于君主一人的控制的手段，是我们国家权谋的重要传统。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让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很是放心，很是享受，但是却很容易侵害老实人的利益，同时让小人借机脱颖而出。就长期来看，绝对是败坏社会风气，丧失民心，自掘坟墓之举。

四、对今天的启示

秦惠王初继位时，商鞅经历了人亡的结局，但其变法事业，却没有遭遇政息的后果。一百多年后，商鞅首创的秦帝国很快就被推翻了，但继承了秦帝国大部分体制遗产的汉帝国，却在顶层设计优化后，一直强盛了四百年。就历史经验来看，商鞅变法对今天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能把阶段性的措施当做可以长期实施的“常态”。商鞅变法成就了秦国的霸业，称得上“其兴也忽焉”，但也是秦朝维持了十四年就覆亡的根本原因，因为商鞅变法后的体制，在秦朝建立后，便无法适应更新的情况了，结果“其亡也速焉”。汉初（汉高祖、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四代）大量承袭了秦朝旧制，但更为理性的统治者，同时执行了矫枉过正、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虽然只是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却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恢复与发展。国外也有不少类似的案例，比如苏联初建之时，列宁是打算在打赢了帝国主义对新生政权进行干涉的战争后，立即就推行“新经济政策”，然而在列宁早逝后，苏联领导层觉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起来更顺手。从深层次来看，苏联后来的困境，以及最终的失败，与未能顺利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是保守势力的力量不能忽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势必在既得利益者当中引起强烈反弹。在商鞅变法的二十年里，秦国的保守势力从未放弃过对新法的反对与破坏，等到完全支持商鞅的秦孝公一归天，它们马上就气势汹汹的集中全部力量反扑了过来。商鞅最后的结局，一方面体现了帝王的刻薄无情，可能也有秦惠公“公报私仇”的因素（注7），另一方面则说明直到那个时候，秦国保守势力的力量还是存有不少的，不过秦惠王利用了商鞅的生命作为“诱饵”，引蛇出洞，让保守势力完全暴露，然后全部予以清除。最近几年，在网络和社会上，部分群体想为文革翻案的论调，颇有些死灰复燃的态势，在某些情况，甚至还一度达到了公开叫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伟大成果的程度。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同时需要认识到，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超过四十年，有些争论并没有停息，有些本应早就被抛弃的思想观念，还在继续试图寻找着支持者，甚至想要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如何进一步开展好改革开放的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是善良人性才是社会发展最可靠，最持久的依托。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商鞅兼有帝道、王道、霸道这三类学识。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目标，秦国统治集团选择了商鞅最初认为是下策的霸道。在秦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之时，霸道的局限性大面积展现了出来，又迅速把强大的秦帝国给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西汉初年，朝堂中与社会上都集中出现了“儒法之争”，但汉朝统治集团没有简单地选择单一路线，而是杂糅了法家、儒家和道家的学说，在明确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再加入仁义与教化的内容，并极力消除国家对民众实施强力控制，过度侵入民众私生活的不合理成分。事实证明，善良人性，宽容风气的更充分发挥，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可靠，最持久的依托，而之前秦朝所奉行的狼性，以及所造就的虎狼之师，最终却“异化”为将自己吞噬的虎狼。

在顶层到中层的政治组织结构方面，法家的理论具有精细化、明确化的优势，但是在中层尤其是下层的社会治理方面，儒家的方法则更具有亲和力，更易于为普通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更贴近近代以来自治、民主的潮流。

五、结语

春秋是思想家的黄金时代，在这个阶段，以周礼为核心的框框架架发生了明显松动，民间的各种思想得以百家争鸣，尽情发挥。战国则是政治家、军事家的舞台，无数小国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生死存亡，而实力最强的七雄，也不得不面对终极决战的一步步到来，即便其不想成为唯一的获胜者，或是没有做好准备。

战国时期的压力和残酷，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春秋是用笔来记下的历史，大多数时候，仅仅表现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口水仗。而战国是直接用血写出来的，常常出现类似秦将白起打赢长平之战，立即就坑杀敌国四十万降兵的惨剧。

不过，商鞅个人看起来失败了，但他的事业却史无前例的成功了。他用自己的血写下了一段历史，但却成为了一段不朽，不会被后人所忘记的历史。他的名字，也因此在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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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卫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文王的第九子（也是周武王、周公旦的弟弟）康叔，最初封地是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周成王时期，康叔参与平定“三监之乱”，因功改封到殷商的故都朝歌，正式建立卫国，兼有安置殷商遗民的重任。卫国繁盛于整个西周时期，其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以及山东西北部。东周初年，周平王东迁时，卫国曾出兵协助抵抗犬戎。但这已经是最后的辉煌，因为就在这个阶段发生的犬戎锊惊之后，卫国依附于齐国，才勉强“复国”。公元前254年，卫国被魏国实际吞并。而十三年后（公元前241年），以统一六国为任务的秦军抵达卫国的濮阳。

注2：战国时期，国君、太子、相国的中庶子，属于比较尊贵的侍从官，至少都是机要秘书的类型。秦汉之后，这个职位的地位逐渐下降，变为普通侍从、书童之类的，而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成为真正的高官。

注3：其实第一次、第二次交谈都是失败的，因为这两次商鞅所讲解的“帝王之道，比三代”，更多的带有春秋时期的特点，对于已经在战国时代，渴望崛起的秦国来说，几乎等同于纯粹的“形式主义”。商鞅随即改变策略，在第三次讲了“霸道”，第四次讲了“强国之术”，于是，秦孝公大悦，觉得这才是自己所梦寐以求的理论。

注4：秦始皇以其强大的个人统治力，实现了较为系统的君主专制。对于其后世及后来的各个朝代，是否依然为“君主专制”，历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行者】认为，最起码，各个朝代一直都有效实行着中央集权，而建立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上的“君主专制”，始终是皇帝和皇族的目标。只不过常常会出现职业化官僚集团坐大的情况，这样一个行政管理方面专业性很强，并且掌握有群众基础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统”武器的官僚集团，在客观上与皇权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

注5：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力推广的“统一度量衡”，其实是商鞅变法中相关措施的延续，是商鞅变法中所新创立秦国制度向其它六国的进一步推广。

注6：这几句均出自西汉时期刘向的《新序》，刘向是儒家学者，但是在整理诸子百家著作方面颇有造诣，并吸收其精华丰富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他最有名的成就是重新编订了《战国策》。刘向算是皇族远支，祖上为刘邦的异母弟刘交。

注7：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秦惠公十岁时，被人怂恿去反对新法，商鞅为显示对其惩戒，将其两个师傅处以黥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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