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19-裱糊匠的艰辛与绝望

其实，依照慈禧当时的权势和威望，应该是有机会主持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近代化变革，最终成就类似英国光荣革命或是日本明治维新之类伟业的。而对于慈禧和光绪实际推动过的一些改革，国际上的新闻记者、观察家和历史学家们，也多有肯定。不过，慈禧虽然在某些细节上“有点样子”，但始终还是没能跳出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这个人物总体上还是局限于“守旧者”的范畴，未能积极适应新形势，更谈不上拥抱新时代了。

而且慈禧把本人和本集团的“私利”看得过重，从来都没有想过什么事情才是对国家有意义，也从来都没有想过应该支持谁，应该支持做出些什么。（注1）对于满朝文武，她只是利用，并且通过“设局”等手段，让政治倾向、治国理念，以及具体意见向左的双方相互牵制，以达到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让所有人都不得不依附于自己的目的，但这样做，其实只是一种相对低劣的权谋。慈禧掌权的前期，尚有恭亲王奕訢帮忙支撑着，即便有家族内部大包大揽的嫌疑，至少还勉强过得去，表面上弄了个“同治中兴”的局面，洋务运动看起来也搞的轰轰烈烈。但到了中后期，尤其是“甲申易枢”事件（1884年，光绪十年）过后，恭亲王及其小伙伴们相继失势（注2），甲午战争（1894-1895年）过后，李鸿章和洋务派终归破产，满清高层执政团队的素质和能力就直线下滑了。这个阶段的慈禧，似乎把自己的统治地位看的比什么都重，甚至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不惜采用非理性的方法，比如任用庸庸碌碌的人，甚至是贪得无厌的人，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便是大贪官庆亲王奕劻，此人到今天，仍被各大反腐机构作为典型案例。

要说恭亲王带出来的这帮“员工”，工作能力自然是没的说，不然怎么能够在太平天国兴起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1851-1864年），迅速成长为省部级干部呢。（注3）而他们的工作态度也是值得“赞赏”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受尽排挤之后，还能够一如既往的唯唯诺诺。最早上位的汉族高官——曾国藩，在其为人为官哲学里面，就有着顺从之类的强烈色彩。而作为曾国藩最有名的学生，李鸿章也是不折不扣继承了老师的全套衣钵。不过，虽然李鸿章为了“大清的江山”鞠躬尽瘁，做了一辈子裱糊匠，但是在慈禧等人的眼里，他只是一个工具，还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和依赖的工具，只是一个在某些时候用用，用完就不要再多提了工具而已。满清统治集团的主要观点和原则是，汉人可以“办差”，但“汉人未可假大（兵）权”。通俗的说就是，干活可以，受累可以，一起分好处是不会考虑的。

东南互保时（1900年清室向十一国正式宣战后，列强侵入京津地区前），有人曾提出一个让李鸿章出任“大总统”，以备可能发生的清室覆亡结果的方案，据说这个方案的附议者有不少汉族中高级官员，甚至包括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也许是一个好的替代方案，但李鸿章绝没有那个魄力，李鸿章所在的集团恐怕也没有将其真正付诸实施的魄力。所以，结果在一开始就确定了，即东南互保只会让清室颜面扫地，而东南各省最终会丧失机会，无法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则还要继续衰落许多年。

现在有的人，也喜欢把自己的下属或单位里其它部门当做橡皮图章。用到别人的时候，拿来装个样子，但并不允许别人正常履职，并不允许别人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并不允许别人按制度规定办事，只能唯自己马首是瞻。等到用完或暂时用不着的时候，马上又会忘掉，扔掉。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干活时想着你，还得顺着它，不能有丝毫的“忤逆”，功劳都是它的，只剩下背黑锅这件事可以主动一回。

当然，李鸿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好，不怕受委屈。不过，再努力的老黄牛也有干不下去的一天。甲午战争后，整个满清统治集团都不愿意承担责任了，于是重新启用李鸿章，要其赴日谈判收拾残局。到达马关后，伊藤博文首先抢占主动权，恐吓道：“停战多日，期限甚促，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继续恐吓道：“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为这次谈判确定极为苛刻的基调。后来又有一次交锋，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贵国何必急急？”伊藤博文直接回答道：“口中之物，尚未下咽，饥甚！”单从这两段对话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受到极大刺激，所以回国后就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当然，将最容易欺负的李鸿章作为替罪羊，也是满清统治集团的重要考虑。

李鸿章最后一次为满清统治集团卖命是在1901年7月，签订了《辛丑条约》，四个月之后，病逝。李鸿章去世后，满清再无“合格”的裱糊匠，反倒是内忧外患一日甚于一日。十年后，满清政府被推翻。又过了十七年（1928年），大盗孙殿英带着一帮匪徒刨了叶赫那拉氏的墓，并不管其生前多威风，多会耍权谋手段。据说，孙大盗还涉嫌“侮辱尸体罪”，不过，没有被追究。据说是因为它也使了些手段，让蒋委员长，戴老板等参与了分赃，其中第一夫人宋好像还“喜获”赃物中最大的那颗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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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1901年2月14日，慈禧批准《议和大纲》，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要“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即向列强割地赔款是可以的，但允许国内民众开展政治改革（君主立宪）却是不能接受的。1901年9月7日，慈禧批准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于1902年返回北京。

注2：甲申易枢后，民间讽刺新入军机处的庸碌无能官员，说是“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

注3：清朝前期和中期，汉族官僚在政府组成人员中处于相对劣势，重要职位多为满族官僚把持，或是由汉族和满族官僚共同担任（比如六部设满汉尚书、侍郎各一名）。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满清传统的主力军队一败涂地，其所依赖的另一支劲旅——蒙古骑兵，渐渐也被捻军等打残了，著名悍将僧格林沁则直接战死。所以，满清统治集团不得不依靠新兴的汉族地主武装（以地方上的团练为主）来镇压起义军和维持统治秩序。汉族官僚集团正是在兵权的获取上首先突破，继而拿到南方多个省份的政权（总督、巡抚等职位）。满清统治集团此时对这些变化和权力转移也无可奈何，因为它们已经没有足够实力来控制住南方形势，只能“委托”给这些汉族官员，最起码算不上最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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