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36-就不能好好说话么

有好些日子没有写“行者说历史”这个专题了，刚刚过去的十月，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5周年的纪念，所以，新更新的这篇“行者说历史”，就来说说辛亥革命的事情。

此处，先强力插入一条其它信息：前几天，【行者】买了张俄罗斯地图，带着儿子铺在地板上研究，并拍了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结果，【行者】的朋友【SUPER】马上问道：“你这是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么？”吓得【行者】赶紧翻书，发现，今年还真的是整整一百年了呢。但【行者】一般不乱吹牛^_^，在朋友们面前更是真诚的很，于是，仍实实在在的回答道：“没这么高大上，只是某宝上看到打折的东东，就立马下手了而已~~~”

同样的道理，这篇“行者说历史”，也仅仅为【行者】作为历史学爱好者的一篇随笔而已，大家不要随便联想哦，呵呵。

1911年夏秋之际，四川多地普遍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按照传统的历史教科书观点，这妥妥地是一种“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先进组织”啊，但最近几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研究发现，“保路同志会”实际上是以绅商为主体，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绅商群体的利益，而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在四川省乐山市嘉定县长大的郭沫若，于1929年发表了一部自传体著作《反正前后》（又名<划时代的转变>），里面就提出过，最初，清政府一度尝试了官商合股的方式。但混入“保路同志会”的某些不良绅商，发现川汉铁路公司由于管理混乱，腐败盛行，挪用公款严重，已达到无法继续维持正常运转的程度，当然，自己与自己的代理人恐怕至少要承担一半的责任。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抢先夺得舆论的主导权，把川汉铁路修不下去的责任全推给了清政府，也许它们认为，反正清政府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预备立宪的失败之后，已经名誉扫地，再多一条“罪名”，也没有多大影响了。何况，“铁路国有”的“主谋”盛宣怀，能力是有的，但没事就捞钱到自己腰包里的传闻也是相当出名的，当时没有人不相信这一点。这么一宣传，其后果就是，四川各地不到两个月，全都沸沸腾腾起来，加上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一个有着“屠夫”爱好的官僚——抓了几个人，又在省城街头打死了一些“和平请愿”的群众，“保路同志会”中某些人的宣传，似乎就真的像那么回事儿了。

要说清政府一开始的处理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们调来了岑春煊作为四川宣抚使。岑春煊这个人，上过甲午战争的战场，支持过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也在八国联军侵华时积极带兵“勤王”，护送慈禧从北京到西安，另外还是反腐干将，号称“官屠”，虽然其政治倾向不大好判断，但最起码是一个在当时能赢得人民群众“好感”的人物，一度号称“南岑北袁（世凯）”。岑春煊未入川前，先是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最经典的段落如下：“春暄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暄与否，春暄则固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暄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暄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说实在的，高居“省部级”之位，还能以“父老子弟”的感情来说事，就算是装×，也是装的十分漂亮。据说，当时四川已经有不少人被岑春煊的这番“表演”给“迷糊”住了，有部分州县的“保路同志军”甚至都面临瓦解的局面，要真的就这么发展下去，或许都不至于需要调动湖北的军队，也不会让武昌的革命党人钻了空子。

可惜，清政府在统治的末期，什么都干不好，但“作死”最在行了。当岑春煊还在去四川的半路上，都还没有抵达汉口的时候，又派出端方带着军队，雄赳赳的向四川进发。如果这事情先小心的保密着，“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说不定能起到加一个保险的作用。然而，端方这个官僚一向视人民群众为草芥，也是在还没进入四川之时，就频发通电，说四川人民的诉求是“嚣张狂恣，无可理喻”，说对于“保路同志会”组织的集会一定要“切实严禁。倘敢抗违，应将倡首数人，立予拿办”，还说要“从严干涉，力拒非理要求”，并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宣示国有政策万难反汗，先饬川督严饬绅民，开市拆棚，静候查办。并请假方便宜，准与瑞督（瑞徴）相商，酌带鄂省军队入川。并准随时调遣川中水陆新旧各军，如川人不听劝谕，有暴动情形，准其执法惩办”。

在这种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新形势下，出于人的自保本性，四川重新掀起“造反”的高潮，基本上属于拼死一博了。接下来，刚刚行进到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市）的端方手下军队发生“哗变”，不“哗变”也不行，因为前面的成都已变天，后面的重庆也刚刚变了天。“哗变”的军队割下端方的头颅，还拍成照片，估计是想作为向新成立的四川军政府或是湖北军政府邀功的筹码。至于滞留下来的岑春煊，亦很快被武昌起义的洪流所淹没，不过他头脑灵活，跑的快，一路逃回上海。

注1：也有历史学者认为，资州事件不是哗变，而是“起义”。因为端方带的入川军队以来自湖北的为主，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湖北军队早已被革命党人控制或影响，这部分军队随端方入川，其实一直在暗地寻找机会。抵达资州时，四川演变为相当混乱的状态，他们通过斩杀端方，一方面可以策应武昌起义，另一方面则可以促使四川革命的加速。

注2：岑春煊的外孙女叫于立忱、于立群，两人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新闻界、文艺界的著名人物。其中于立群还是郭沫若“传奇一生”中骗到手的众多小女生之一（其实于立忱也被骗过，但终未得手），不过还好，她算是最后一个被骗的，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与郭沫若维持婚姻关系到人生的终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里还要“爆料”的是，郭沫若的长兄郭开文（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辛亥革命后，是四川军政府的交通部长。这么看来，“豪门”的公子哥儿“真会玩”，而“豪门”的娇小姐真好骗，虽然，两者存在“门当户对”的关系~~~

以上是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故事，说的是武昌起义之前的几个片段。下面再说一个武昌起义时的片段。

客观的说，在武昌起义之前的数年乃至十数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过的较大规模起义不下十次，像广州起义（1895年）、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安庆起义、萍浏醴起义、黄花岗起义（1911年4月）等等，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些屡屡失败的经历，直接造成革命党中许多最优秀的成员，比如林觉民，比如陆皓东等等，都不幸的“付之一炬”（见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这也导致在武昌起义已进入倒计时的阶段，流亡在海外的孙中山仍心有余悸，始终举棋不定，结果，等武昌起义真的成功之时，革命党中最有威望的两个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都在很远的地方，不仅没有到前线指挥，甚至没觉得这起义能成功。等起义真的成功了以后，起义军发现，没有个“大人物”来“撑场面”真的不行，于是从床底下拖出了前一天刚刚屠戮过几名革命党人的黎元洪——算是没逃走和没打死的旧官僚里面官阶最高的了，按着它的手在军政府布告上签了字。

注3：林觉民就是著名的《与妻书》的作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哥哥是林长民，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人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此外，他的女儿是林徽因。陆皓东是最早的革命党人之一，兴中会的创始人之一。陆皓东牺牲于广州起义过程中，他留下的设计作品——青天白日旗，为孙中山等人在后来力主成为国民党党旗，并成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主体部分。

由于革命党高层未能形成统一认识，也未下定决心，那么，武昌起义即便已经箭在弦上，也还是漏洞百出的状态。最要命的一次意外发生在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制作炸药的过程中，“安全生产”没搞好，把俄租界的房子给炸了，还引发临近地区的火灾。巡捕随即到场，除了拿下“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据，同时顺便起获革命党人的名册，立即移交给清政府的武昌总督。

本来，这已注定又是一场即将流产的起义了，但清政府“作死”的功夫越来越高啦，让人不得不怀疑它服用了“大清药丸（要完）”。湖广总督瑞澂算是给清政府填上最后一铲子土的奴才，这家伙连“秘捕”这么常用的手段都懒得用，直接大张旗鼓的公开宣布，关闭城门，按“名册”全城搜捕革命党人，并在次日凌晨将革命党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等人的头颅挂到了城门楼上。这里面有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瑞澂获得的那个“名册”始终未详细公布。大家可能会对二月河的小说《雍正王朝》里面的一个情节有印象吧，那就是“土豪劣绅”刘八女被干掉后，雍亲王果断烧掉了那本《百官行录》，也就是刘八女与京城百官不正当往来的详细记录，于是，雍亲王声威大振，方方面面也觉得都很“放心”，可以继续安心干活了。而瑞澂这熊孩子，掌握着不知道记录了多少人名字（包括本人不知情的）的“名册”，还吓唬所有人说要搜捕，结果，只能导致人人自危，人人都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的后果。当时的湖北新军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党的人，但还远远没有达到铁板一块的程度，但是在瑞澂的威胁之下，为了不在未来哪天的梦中忽然丢了脑袋，只有造反啦，并且是得抢先下手，一下子，人全都给赶到革命党的一边去了。据说革命党最初的计划里，还有“裹挟”着中间力量和意识不坚定追随者的内容，但等到临近起义时间的节骨眼上，忽然发现，清政府把所有人都给逼上了梁山，这些计划都不用执行了，真是容易多了。

10月10日晚，又一位终于清政府的奴才，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埋葬其主子的最后一步。这个熊孩子叫陶启胜，仅仅是个最基层的哨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只能管二三十个兵的小头目类型），它在例行巡查的过程中，发现其手下的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等人，抱着步枪在睡觉，并带着一盒子弹。要说几天前湖广总督瑞澂已下令全城戒严了，所以战备部队提高下“警戒级别”，也不算什么太异常的事情。但陶启胜很凶，很喜欢摆威风，并且很会作，当时就冲过去，按照旧军队常见的带兵方法，将这几个人踹醒，大声喝道：“想造反是吧？！”于是，金兆龙、程定国等人，一半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恐惧，另一半才是箭在弦上的不得不发，直接顶嘴道：“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接着，双方打起“群架”。行者在猜想啊，说不定都是这个过程中的无意走火，但历史书上记载：自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当然，陶启胜首先被“祭旗”了。

试想，如果这一系列的处理方法都是比较得当的，都是以化解矛盾，化解风险为基础的，有些事情也许不会恶化，甚至不会发生。但是我天朝的某些官老爷，向来习惯于摆架子，摆威风，以为人民群众只要时不时的吓唬吓唬就行，吓住了，便能老老实实，毫无原则的服从于自己。殊不知，在2200多年前，陈胜、吴广已经带着社会地位最低的一群人，喊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因此可以说，很多时候，“高压态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加严重，直至把自己给葬送了。

行者觉得，优秀的领导者，能够用情来真正的感动人（绝不是现在常见的‘鸡汤’哦），用崇高的理想与吸引人的目标来引领整个组织（同样，绝不是赢得表面上的阿谀奉承）。普通的领导者，至少也应当清楚并充分运用物质激励的方法，过去出于意识形态的局限，认为持这种理念不好意思，但其实这没有什么，这只是经济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规律而已。唯有无能的领导者，才会视下属为草芥，或是为防备对象，不仅舍不得激励方面的付出，还常常认为下属是懒惰的，三心二意的，非要用高压手段来好好管一管不可。

综合以上两个故事，可见态度恶劣，自以为是，话说的不好，是真有可能出大事的。所以，对于还没有搞清楚这些道理的官老爷们，最好的办法唯有对其当头棒喝：“就不能好好说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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