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说历史61-语录

我天朝“语录”的始祖，恐怕要数《论语》了。然而，《论语》并不是孔圣人本人的想法，而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拍这位“大老板”马屁的创造。由此可见，“语录”这种形式，其实并不一定是通往“圣人”之路的必要条件，至少，我天朝最近两千年来排名在首位的“圣人”，在世期间就没有这么认为过，更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过。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因为终于把“红星”从赣南闽北的老根据地给逼了出来，常凯申一时间便忍不住有些飘飘然，以至于产生了自己就是普天下“领袖”的幻象（关于这段历史，请点击这里查看【行者】的另一篇文章）。等到1943年，差不多把日本人也给揍倒了，常凯申更是志满意得，于是抛出了“一个国家”、“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理论，集中写入《中国之命运》这本小册子，试图让全国民众都来学习下自己的“语录”，将个人崇拜推向顶峰。当然，历史证明，这些东东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常凯申“自我宣传部”的自娱自乐罢了。仅仅过了五六年，本应在内心深处绝对服从于“封建帝王”的四亿农民，就把立志于成为“帝王”级“领袖”的常凯申，给赶到了东南方的一座小岛上。

基于常凯申的拙劣表演和不好影响，“伟大领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个人崇拜现象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警觉。比如在1943年4月，“伟大领袖”就专门致信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同志，要求杜绝某些人提出的给自己做寿的“建议”，同时不要将自己的“思想”直接认定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大张旗鼓地做宣传。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伟大领袖”也特别叮嘱道，任何人（包括自己）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直到1956年，“伟大领袖”仍清醒的指出，斯大林在其一生的后期，越陷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DANG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我DANG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ZHENG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在我DANG内出现。

可惜，1957年之后，因为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实践中的全面崩溃，“三面红旗”（另外一面是‘总路线’）实际上已经倒了两面，DANG内反冒进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伟大领袖”开始有些坐不住了，愈发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损害，觉得必须从个人崇拜上找点“批判的武器”。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苏联的穷折腾（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让“伟大领袖”极为不平，直接表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DANG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DANG的战斗力，瓦解DANG的队伍。”1964年秋，赫鲁晓夫在ZHENG变中被迫下台，“伟大领袖”十分“满意”，对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出了这样的分析：“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相信聪明的斯诺在听到了这句结论后，会惊得“哑口无言”，后来的史料中，也确实没有关于斯诺对此进行评价的记载。倒是美国学者施拉姆在《毛ZE东》一书写到：“1966年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50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ZHU席语录》——也具有神效。”施拉姆还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见绌的程度。”

我天朝有个名句，叫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由于“伟大领袖”有了这方面的想法和需求，“纯粹”的拍马屁者，以及别有用心的其它人，纷纷活跃了起来。比如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有人开始“试探”着发言：“应当相信主XI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XI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当与会者随后发现，这些发言并未造成任何不理想的后果，场面一下子就“活络”了起来。时任上海市WEI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深情”表态：“我们相信主XI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XI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真是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的节奏啊。薄三儿的老父亲也不甘落后，迅速“表忠心”道：“我们有了毛ZHU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看来，薄三儿四十多年后在山城推行的“唯我独尊”，还是有着长期“家学”渊源的。到了1958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半路杀出了个彭大将军，“伟大领袖”几乎是出离愤怒了。而此时的DANG内ZHENG治生活，已经严重异化，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比如有不少人就认为，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维护，可以等同于对掌握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无条件维护。又比如有不少人还认为，拥护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使领导者明明错了，也不许表示“不满”，更不许提意见。于是，彭大将军倒下了，林副统帅迅速上位，我天朝不准动植物成精以来的新版个人崇拜，也终于冲破了一切枷锁，展现出了疯狂和荒谬的面目。对了，此时的“语录”，逐渐升级为顶配版“红宝书”。据说其印刷数量，在短短几年间，妥妥地超过了全球的《圣经》。

语录的最大害处，在于将本来还带有科学性的理论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私人”化了。同时，强行拉低了广大群众的“智商”，形成了一种不准思考，盲目服从的社会氛围。比如说在庐山会议上吧，中南局某位领导就公开发表了一番相当肉麻的话，它说：“共产DANG员，对DANG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否则便不能称为 ‘贞节’之妇。”天哪，这位应具有一定水平和觉悟的领导者，居然把马克思主义的操守，给等同于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理念了，真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才好~~~

当然，需要更深入认识到的是，“语录”推广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其实并不是“语录”的原作者，而是积极推动这件事情的人，比如林副统帅，又比如“伟大领袖”的大侄子等等。虽然当年的“伟大领袖”本人对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一度十分满意，特别满足，但是在层层传达和组织“学习”的过程中，在“伟大领袖”可以知晓和控制的范围之外，其它人真的可以夹带许多私货呢。比起古代那些照本宣科传旨的官老爷，这不仅要风光的多，更有着大量的“实惠”。早在庐山会议一结束的时候，林副统帅就迫不及待地通过其控制的JUN委总ZHENG治部，印发了名为《为保卫DANG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要求全国只能唱赞歌，不能提意见，而狐假虎威的受益者，便是自认为比大BOSS更为康健的二BOSS。虽然二BOSS没几年还是一不小心暴露了，直接被大BOSS给赶去见了导师马克思，之前说的那么多话，都不顶用，包括那句最有名，最称得上“发毒誓”的：“‘伟大领袖’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伟大领袖’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伟大领袖’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

至于“伟大领袖”的那个大侄子，与常常装模作样在“伟大领袖”身后半步举着“语录”红宝书的林副统帅相比，公开场合要更为任性。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伟大领袖”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常常安排由大侄子充当“联络员”，负责在ZHENG治局会议上传达“最高指示”，而在这样一名“普通”DANG员面前，平时都处于金字塔最上面的ZHENG治局委员们，也只有“恭聆圣训”的份儿，绝不敢对这位“联络员”有任何“轻视”表现的。再后来，这位大侄子还真把自己当做重要的“皇亲国戚”，或许还自认为已达到“亲王”级别了，颐指气使别人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甚至直接公开表示：“我只要亮出主XI的几句讲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这就难以想象，此时的“最高指示”，究竟是真的，还是编的了。

总的来说，“语录”还是要少搞，并慎重对待，即便有着“短平快”的“疗效”，却很容易误入封建主义的错误轨道，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十分有害，而且影响深远。可以说，“语录”的泛滥，必然会带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扼杀民主、理性、创新和进步，形成一种错误的导向，还可能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这些流毒将是非常难以清除的。

我们这个国家，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有着深厚的帝王思想的土壤。而近代以来，由于直接跨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又使得造神之类的运动在普通群众中仍然存在着一定基础。用现代意识来替代掉传统意识中的糟粕，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在宣传和教育方面，还是要努力向前看，不能把社会主义的真正特点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这也是全面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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